足球病人（转）
鸭梨山大一些人肯定被忽视了。
2009年，塞维利亚俱乐部经理蒙奇声称自己得了抑郁症。“我睡不着觉，报纸上说的让我烦透了。”也许他可以向意大利奥委会医学研究院寻求帮助，这所研究院从本世纪初起，为体育界提供精神咨询和治疗服务。研究院的费拉里博士说：“裁判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但那些最应该来的人——球员和教练很少和我们联系。”上个月，沙尔克04队主教练朗尼克因为一种叫耗竭综合症的古怪疾病辞职，拜仁后卫布雷诺因潜在的抑郁症涉嫌纵火，这两条新闻彷佛打开了一个口子，让人们开始关注球员和教练这两个足球界最重要群体的心理状况。尽管过去，类似的讨论进行过多次，但这次似乎更加真诚。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英雄内策尔呼吁：“教练的压力太大了，他们拼命工作，但很轻易就被炒鱿鱼，他们始终都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老板的苛求，球迷的斥责，球员的不满……”德国队心理治疗师海尔曼的话看上去更像是回击：“球员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一年要踢六七十场比赛，他们渴望信任和鼓励，却往往被寄予过高的要求，或者干脆被弃之不用。”
一些人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共同点，例如他们大多都患有失眠症。2009年2月，时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金尼尔将他的球员恩佐比亚(N’Zogbia)念成了“失眠症”（Insomnia) ，这引发了一场危机，但金尼尔更像是无心说出了足球病的真相。球员中，卡拉格、费迪南德和托雷斯都曾公开自己的失眠史。但教练的失眠症更为普遍，一年前，弗格森迎来执教第7 0 0场英超， 温格调侃他“ 1 4 0 0 个晚上没睡” 。《独立报》的一项调查，足球教练一周平均工作时间接近100小时，而一周一共也不过只有168个小时。
长期以来，抑郁症在足坛一直是个隐晦的名词。即使是被看做病人标本的代斯勒和恩克，他们也一度抵触心理治疗，而教练则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疾病的几率更小。凯尔特人队主教练尼尔·伦农也许是足坛第一个承认自己有隐藏精神病史的人，他已经和抑郁症搏斗了十多年。这次朗尼克辞职的借口是“耗竭综合症”，但《图片报》编辑德拉克斯勒相信“他已患上了抑郁症，而患有这个病症的教练不在少数”。教练们隐瞒病情也在情理中，他们担心公开了疾病，会让他们失去更衣室的控制力，并影响到他们的权威。特别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教练员被赋予了心理医生功能。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被看做治疗别人心理的人，自己却是个足球病人。但最大的讽刺还在后头，那就是教练和球员都认为，自己潜在精神疾病的根源竟然在对方，这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互伤链。最近特维斯和曼奇尼的交锋或许是个例子，特维斯的抑郁症和思乡症这次没得到媒体的同情，但那个怒气冲冲的意大利教练在英格兰媒体眼里，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内心充满恐惧、心烦气躁”的足球病人。
互伤链
“他的足球哲学是建立在恐惧而不是权力上，总是不信任球员。”2009年，在自传《重返生活》里，代斯勒将他的抑郁症，归咎于效力拜仁时的教练马加特，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足球病人，这位球员最初表示，自己会在书中教授同行如何面对精神恐慌和抑郁症的侵袭，但结果人们在书中看到的只有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当然大部分都给了教练。
他的观点得到他昔日的心理医生——现慕尼黑普朗克心理疾病研究所所长霍尔斯博尔的支持，这似乎把球员和教练的裂痕公开化，“马加特只是个教练，他根本不懂心理学。”在代斯勒球员时代，霍尔斯博尔就斥责马加特缺乏人情，此番朗尼克因精神疲惫辞职，他旧事重提。“过度严厉的主帅会导致球员压力过大，马加特是个硬汉型主教练，这种执教模式可能会取得成功，但不是最恰当的。他应该学习希斯菲尔德，在树立权威的同时，也应该尝试人性化管理。”
代斯勒的案例证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球员们希望能得到教练的信任和理解，从这点看，像希斯菲尔德、克林斯曼那样富有人性和心理师功能的教练会得到他们的欢迎，但他们不会想到，教练可能比他们更脆弱。但另一方面，教练员也希望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那些“心灵强大”的球员，前英格兰队主教练维纳布尔斯说：“教练们希望场上的球员都具有铁血精神，他们天生具有勇气，但现在不如以前，教练很难找到具有共同意志的人。”这也使教练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对纪律的疯狂追求上，甚至不惜一切将一些病患球员踢出球队。
“特维斯事件”是最好的例子。曼奇尼的绝情明显有马加特的影子。如果他能像希斯菲尔德那样懂一点心理学呢？但这样做或许会让他会失去权威。类似的教训不是没有。麦克拉伦和霍德尔在执教英格兰队时，都寻求过心理医生的帮助，结果留下软蛋的骂名。德国人克林斯曼曾陷入这样的苦恼，“是要成为铁腕教练，还是兼具心理咨询师的那种？”他在德国队和拜仁时引进的具有心理治疗的设施，一开始受到了赞誉，但后来让他成为笑柄。
大家都有病
一条互伤链正在足坛慢慢形成。教练和球员永远是一个有趣的工作团体，他们彼此憎恨却相互依赖，但从来没了解过对方。
教练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们缺乏来自球员的支持，甚至遭到他们的攻击。金尼尔在文章前面那次关于失眠症的口误后，立马遭到了恩佐比亚的反击，并导致他最终下课。另一面，教练又出于不安全感，他们希望能找出球员做替罪羊，来转移公众对自己的责难，曼奇尼怒气冲冲地选择了特维斯，而意大利俱乐部每次都选择了阿德里亚诺。
就像两条痛苦的平行线，他们共同前进，却很难对话。格伦·霍德尔说：“教练为那么多人操心，谁为教练操心。”大部分的时候，球员们在最需要教练的帮助时，的确被忽视了。特别是那些身处异乡的年轻人，拜仁的巴西人布雷诺涉嫌纵火是最好的例子。意大利奥委会医学研究院的费拉里博士说：“心理调剂对青少年更重要。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很容易多想，我们要教会他们学会生存，学会体育价值和道德，踢球是他们的最大快乐。 ”
教练也有自己的痛苦。猜疑、暴躁、缺乏安全感，几乎是每个教练的通病。他们甚至把自己包裹起来，道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经历过吸毒丑闻后，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五个保镖，并拒绝和陌生人交谈，这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到哪都拿着粉笔，画出一个圈让自己呆在里面， 任何人不得进圈的奥雷里亚诺上校。事实上，粉笔圈是每个教练的写照，我们指的是教练席。格伦· 霍德尔说：“如果你是球员，在比赛中可以通过跑动和大声吼叫疏解压力，但如果坐在教练席上，你却没法这么做。如果教练声音太大或走得太远，他可能遭到禁赛处罚。”
但球员又会告诉你，他们在场上大吼大叫，回到场下，却要面对沉默的生活。大部分球员的精神性疾病都源自家庭变故甚至女人。恩克、伯梅、坎贝尔、佩索托都是最好的例子。“运动员也是平常人。”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戈尔金说：“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情感问题要处理，有压力要承受。但我们总是误以为他们能很好地处理这些。”比起教练，球员最大的病痛是没有朗尼克那样说休息的勇气，对于教练而言，停下来也许能让他们变得更好，但对于球员，哪怕是休息一天，都可能失去场上的位置，甚至失去自己。
成功学和心理医生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杯具”？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足球作家）把病患的根源推给了成功学，“全球化时代后，人情味越来越少。”足球界的心理问题，似乎正是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碰撞和冲突的一个缩影。 所有人都渴望成功，布雷诺们会发现，天才们像流水线一样被不断制造出来，他们也许在第二天就过时了，根本没人有时间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而朗尼克们发现，他们得到考验时间越来越少，需要承担的任务却越来越重；另外，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国家不同肤色的球员聚集到一起，不同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很难迅速达到和谐……就连球队的支持者，也比过去更加看重胜利，他们越来越缺少耐心；而媒体的发展，也让足球运动背负上道德的枷锁。
这导致教练和球员的工作环境变得更苛刻了。足球已经不再是一项释放压力和情绪的运动，而成了道德教科书。首先，足球场被禁止抽烟了，而这本来是教练缓解压力的最好方式。球员们则被告知，不能大声咆哮，因为电视上的他们必须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形象，他们得小心说话，唇语专家一直在监视他们；他们在生活中也得循规蹈矩，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广告合同，他们在赛场上也得保持动力，这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未来？球员和教练已经成了清教徒，将来他们应该穿着黑色教袍去比赛。
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足球界需要向心理医生打开大门。在西班牙，塞维利亚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德甲球队霍芬海姆队和拜仁队也走在了前面，在意大利，先行者是AC米兰。霍尔斯博尔博士说：“每支球队都应该有一位心理专家，就像身体疾病有理疗师一样。如果一家俱乐部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预防心理疾病。”他提到了德国世界杯上德国队“心理疗法”的功效。但这些所谓“激励”，“团队”、“信任”的法则实际上应该叫“胜利心理学”，依然是成功学的产物。
当然，如果心理医生的介入，能帮助教练和球员更好的对话也是好的。但问题来了，如果教练和球员共同接受治疗，会是怎样奇怪的景象。心理医生究竟站在球员还是教练的立场？从代斯勒和朗尼克的案例上，教练们被孤立了，而教练们恐怕还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他把自己的心理问题透露给心理医生，而当这个医生为他的球员服务时，会不会出卖他的隐私，他将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
那么，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了吗。恩克在生前给出了一个沉重的答案，“如果要我选择进行精神治疗的方式，我想足球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深爱着它。”这就像一个玩笑，但足球治疗精神疾病已是医学共识。“治疗包括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多重人格障碍以及双相性精神障碍等多种精神疾病。”意大利精神病医师马罗·拉法里说。从1993年开始，拉法里组建“精神病人足球队”到处训练和比赛，已经帮助80多名病人回到正常生活轨道，他的故事还被拍成了《我为足球狂》的纪录片。
足球能治精神病？这真是个让人痛苦的玩笑。
足球抑郁症简史
历史是惊人相似。
2001年，拜仁教练希斯菲尔德突然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他认为自己患上了“热情耗竭症”，“我为拜仁耗尽了精力，每天早上当我最近塞贝纳大街时，我都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胜利不能再让我像以前那样快乐。”他决心辞职，但遭到了拒绝，否则和朗尼克事件一样。
朗尼克的辞职，还让《图片报》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拜仁名宿拉特克，认为拜仁教练也有抑郁症倾向，因为他在执教期间，一直靠酗酒缓解压力。同样的经历还有汉堡队教练泽贝克，他在教练席上也不舍得放下酒瓶。
在球员界，精神性疾病出现的年代更早。德国足球记者乌利·利希滕贝格在专栏里列出了一大串病人的名字：1966年欧洲优胜者杯的英雄莱因哈德·利布达、1966年世界杯上西德国脚沃尔夫冈·韦伯、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上吃到红牌的埃里希·尤斯科维亚克，甚至还包括1954年创造伯尔尼奇迹的英雄维尔纳·科尔迈耶和约普·波西帕尔，前者的母亲还向媒体承认“自己的儿子有人格分裂症的倾向”。
对于球员，抑郁症的历史伴随着更多的血腥。2009年，恩克因为抑郁症自杀，但事实上，在此前类似悲剧无数次上演。2002年2月的一个雪夜，艾哈德（ 前美因茨队球员）在奥芬巴赫车站用身体撞向了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如果你嫌不够的话，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自杀球员名单：1969年，奥特马尔·瓦尔特（弗里茨·瓦尔特的弟弟），试图在公寓里自杀，最终靠及时输血才活命；1981年，21岁的亚琛队后卫赖纳·路赫服药自杀 ，两个月前他刚刚和女友分手；1993年，前罗马球员阿戈斯蒂尼将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1998年，不堪同性恋压力的贾斯汀·法沙努在公寓里上吊身亡……
事实上，精神性疾病上世纪末就得到了足球界的重视，迹象就是精神类药物的悄然流行。2000年，荷兰人汉斯·范德哈（曾效力于乌尔姆和乌得勒支）接受了抑郁症治疗，在他之前，斯坦·科利莫尔（曾效力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在1999年就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 同一年，巴西人莱昂纳多（现任巴黎圣日耳曼经理）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治疗；在德国，伯梅和西马克也在2003年开始服用镇静类药物以抵抗抑郁症的困扰。
而在日趋全球化和金钱化的今天，足球领域正为我们源源不断提供各种新鲜的精神性疾病名词——朗尼克的耗竭综合症、赫苏斯·纳瓦斯的彼得潘综合症、阿德里亚诺的思乡症、约翰·特里的性瘾症……呃，当然最后一条不能怪教练。 代斯勒和恩克事件我们比较熟悉吧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还是转自足俱的文章{:2_246:} 感觉我一直都患有抑郁症,,
只能自愈 路过 帮顶~~~~~~~~ 路过 帮顶~~~~~~~~ 借个文章很好，比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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