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墨西哥进行。比赛时间在六月初到六月底。 我从1978年第十一届世界杯开始，跟着爷爷和父亲守着一台九寸黑白电视看阿根廷世界杯，到1982年在14寸彩色电视里看西班牙世界杯，1986年时已经要第三次看世界杯了。 可是，世界杯这一个月，就是高考前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马拉松”的最后一圈。就算学习好，有把握，而且提前被外交学院选中了，只要考一个录取分数就保证上一类重点大学了，也不能像22年后的博尔特那样在最后30米就闲庭信步减速招摇吧？再说，罗格先生都批评他了哪。更何况，因为时差的原因，有很多重要比赛是要熬夜看的，这严重影响考前的复习啊。 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 我的爷爷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又跟母亲做了沟通，然后，父亲在世界杯开幕那天，跟我单独郑重地谈了一次。 他说：我们知道你很想看世界杯。我们也相信看几场球并不会影响你的高考。甚至我们都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其实该下的功夫已经下足了，没必要让你整天想着高考高考，搞得心理压力过大，看看球，调剂一下，说不定会让你有更好的状态。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说不定不让你看球，反而让你不高兴，影响你的心情。所以，我们决定，你自己选择看球的时间场次，自己安排自己的合理起居时间和学习时间。因为，你已经十八岁了，可以为自己负责了。 万一，假如你高考不很理想，也不要后悔，更不要跟看世界杯联系上。大不了重考一次。 当时我简直觉得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我表示看球绝对不会影响高考复习，并且和父亲一起选择了一些小组赛，等进入淘汰赛阶段再选择自己想看的重要对阵。 1982年的世界杯使我成为巴西队的拥趸，我甚至认为意大利队的快速反击式打法像个小偷，那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3：2的复赛，保罗-罗西的帽子戏法令我长时间耿耿于怀。四年转眼过去了，我钟爱的巴西队当然还是我的首选。然而，在1986年，巴西队仍然不是主角。 1/4决赛，我所崇拜的普拉蒂尼带领的法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我所喜爱的巴西队，两队联袂奉献了至今仍被很多专家权威及球迷认为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具观赏价值的一场比赛。巴西队在我的眼泪中留下一片模糊的身影，远去了。 随后的一天，我又看了另外一场1/4决赛。一个影响我终身的人，用一种震惊世界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他连过五人打进那个球的时刻，爷爷和父亲完全忘记了邻居们都在凌晨的睡梦中，忘记了夏天的南京家家户户都开着门窗过夜，他们爆发出了我从没听到过的吓人的持续的呼喊，把母亲和妹妹都吵醒了，纷纷跑出卧室来查看情况，以为家里闯进窃贼发生了激烈搏斗。 马拉多纳，一个终生的偶像，一个类似于信仰和准则的人，就这样在那一个夏日的凌晨，远隔万里，素昧平生，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却永久占据了我心灵的一角，结实地，顽固地，不论发生什么，不论别人说什么，他，都永远在那里，就在那里了。 随后的比赛我迅速忘记了巴西队失败的痛苦，找到了新的偶像。每一次熬夜看球之后，父亲都要帮我撒谎欺骗班主任，说我自己在家熬夜用工，白天可能会起的晚一点，早自习就不要强求我准时到校了。班主任因为我的历次模拟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甚至当有的同学和老师对我最后一个月经常迟到的现象提出批评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还很不客气地反问：假如我不计较你的迟到，允许你早自习不来，你可以6门课考595分吗？如果你也可以，请自便，你这个月不来学校都可以了。这位李老师的历史课讲得很好，假如那个时代有《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他一定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易中天”。 我每天到了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同学们，主要是那些球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看过的比赛，那架势颇有一点说评书的意思。后来回想，这也许是我阴差阳错的“体育解说前传”吧。 转眼到了7月初，世界杯决赛来了，高考随后就到。 话说7月5日这一天，高三全年级进行考前动员，全年级6个班300多学生，几十名老师，还有校长，教导主任等，集中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坐满了倾角类似于体育场看台的座位。正面的大黑板上，红色楷书大号的粉笔字写着一行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那气氛之肃杀，令人立刻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诗句。好像同学们不是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是要去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或者说，一把用青春和余生为代价的豪赌。南京的夏天那闷热潮湿的空气里，仿佛都凝结着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闻的到的沉重与压抑，一滴一滴地掉落在每个人的心口。 就在教导主任讲话结束，校长的战前动员（是的，真是“战前”，只能用“战前”来形容）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男生出现在了宽大的阶梯教室门口，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圆领背心和一条“的确凉”裤子，脚踩一双塑料凉鞋，左手把书包从左肩上甩到背后，用拇指勾着书包带，吊着后背上那个绿色帆布书包，右手里拿着自行车钥匙，孤零零的，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是无处躲藏、硬着头皮，走了进来。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个男生，整个动员大会现场鸦雀无声，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都可以听到。 这个男生分明感觉到了各种轻重火力在自己的脸上来回扫射，几乎要把他吞噬。其中，来自教导主任和年级主任老师的火力简直就是火焰喷射器，温度高的可以立即融化任何金属。倒是校长的目光因为意外和诧异而像是两枚在夜间侦察敌情而发射的照明弹，高高的悬在夜幕中，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和一个惊叹号。估计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自他担任校长以来，他不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恐怕连想也没想过，会有一名他的高三学生，以这样的态度面对高考动员这样神圣的庄严的时刻。 他愣住了。 这个男生毕竟知道自己理亏，所以表面平静，实际慌张，但是一贯的在同学面前的做派又使得他不能做低头认罪状，那样就彻底完蛋了。于是，快步走到台阶处，迅速向高处的最后一排座位走去，那里有他的死党们提前给他留好的位置，他们都在那里等候他带来的“早间体育新闻”之《世界杯快报》。借着上台阶的自然体态，他巧妙地略略低头，躲过了四面八方射来的交叉火网，这短短的3、40米的台阶，在他走来感觉比一整个足球场还要长很多。一边上台阶，一边自然地把书包从后背上拿到了身前，单手挽着背带，拎着书包，免得自己的背影太“吊”了，引起更猛烈的炮火。 走到最高处最后的一排，弟兄们的目光如同接应突围的救援火力一样及时打响，一个个满眼的企盼和兴奋，用眼神暗示着预留位置的方向。必须是在大家的中间，这样便于发布消息。男生终于坐了下来，消失在那一片黑压压的年轻的脑袋里，让领导们的怒火暂时失去了目标。 “快说快说，谁赢了？谁是冠军？”声音小的根本不是听见的，而是看口唇动作看见的。 “阿根廷3：2胜，马拉多纳没有进球。比赛很精彩。”男生用最简洁的新闻语言把核心要点发布了，摆摆手，暗示大家会后再说。 一堆凑过来的脑袋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正常会议状态和位置。 多年以后，这个男生干起了体育解说，当年凑过来的那些脑袋知道以后都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不干这个，干不好这个，才叫奇怪。后来这个男生又不干了，那些脑袋又说，他不干了也不奇怪，一定是不快乐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是这样。 这个男生就是我。那一年，我十八岁。 “高考动员会”用第三人称来描述，是新浪博客主编术术女士的建议，上个月在海南博鳌论坛时她要求我写十八岁的故事，听我讲了这些素材后，觉得这一段一定要用第三人称来写，才可以有现场感。我听命。果然在写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有情景再现的感觉。打电话把这段文字读给同学听，他们都说当时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他们都可以回忆起来那些感觉了，有些细节还是他们帮助我回忆还原的。 十八岁，我们都只有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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