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骨龄门”因果：为豪赌职业棋手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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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１９位冲段少年因为“骨龄超标”，失去全国围棋段位赛参赛资格的事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骨龄门”事件为何在今年突然爆发？围棋赛事又为何要查骨龄呢？
　　许多熟悉围棋的人都知道，一年一度的定段赛是众多学棋少年迈入职业棋界的门槛，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围棋高考”。
      随着围棋热的不断升温，希望走职业道路的小棋手和家长越来越多；由于每年的定段赛只有二十来个定段名额，而参赛棋手多达三、四百人，竞争之激烈非同寻常。
　　目前看来，职业棋手的前景大致有以下几种：成为古力、常昊这样名利双收的职业高手或者能参加围甲联赛的中坚棋手，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棋手；成为以教棋为生的职业棋手；拿到职业段位证书之后，获得进入高校深造的便利另谋出路。在冲段成功的围棋少年中，真正能走上第一条路的绝对是凤毛麟角，摆在更多人面前的是后两条路。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家长坚信孩子的围棋天分，对成为职业棋手之后的前景充满信心。有的家长甚至不惜辞掉工作，带着孩子来北京学棋，在放弃文化课的情况下豪赌职业棋手这条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多棋童家庭并不富裕，甚至很拮据。
　　中国棋院之所以对定段赛设定年龄限制，本意是为引导那些辍学多年而天分有限的小棋手尽早回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的小棋手如果十七、八岁才拿到职业段位，前途的确相当有限。
　　然而，众多学棋少年对职业之路仍然趋之若鹜，这也带动了全国的围棋道场热。那些在定段赛中成绩出众的道场门庭若市，其收费更是不菲；各个道场在定段赛中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因为只有成绩好的道场才能吸引更多的生源和财源。
　　近些年来，参加定段赛的小棋手在年龄方面造假的现象愈演愈烈，有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年龄不一致，有的报名年龄一年一变，还有的为了蒙混过关，干脆改名字参赛（当然不会注明曾用名）。因为上文提到的原因，各个围棋道场和下属的棋手利益一致，为了增加定段成功率，各道场在本道场棋手的年龄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难题甩给了中国棋院。
　　无奈之下，中国棋院先是在２００３年参照其他项目的做法引入骨龄测试，随后又出台了相应的申诉办法。如果小棋手能够提供户口本、身份证等５种相关证件，可以就骨龄测试结果进行申诉。在过去几年中，每年都有两、三位小棋手因为骨龄超标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不过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定段赛参赛人数众多，中国棋院并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参加测试，而是选取报名年龄距离规定年龄只差一两年的棋手。
　　今年７月，一年一度的定段赛再度临近。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接到举报，举报人还提供了涉嫌年龄造假的小棋手的名单。为了落实总局“严肃赛纪、杜绝弄虚作假”的要求，中国棋院加大了骨龄测试的力度，结果超标人数猛增。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不久之前，在一次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同样出现大面积的骨龄超标现象，２８位小选手被取消了比赛资格。由此可见，一些体育项目中存在的年龄造假问题已经引起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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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3篇搜狐对此事的评论，还是很有道理的
“骨龄门”思考一：前因后果 诚信缺失酿造危机
近几天来，在围棋界，要说有什么新闻和事件最吸引众人的目光，那么所谓的“骨龄门”恐怕是首当其冲。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的全国围棋定段赛都是棋界的大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围棋影响力的日益增加，顶尖高手所获得的待遇以及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一作为“门槛”的考试就愈加为人们所重视。围棋少年越来越多，参赛人数的激增，而每年定段的名额是有限的，使得这一考试的录取率很低，其竞争之激烈，不是围棋圈内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有些媒体将其称为“围棋高考”，那恐怕是20多年前的高考了。要说比较合适的比较，应该是非本地考生考取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

　　事情的缘由很简单，就是中国棋院对于职业棋手入段年龄的规定。笔者十余年前参加过一次定段赛，当时就对“男17女20”的规定印象深刻。正式一点来说，就是棋手要参加定段赛，必须符合年龄标准：男子棋手在17周岁以下，女子棋手在20周岁以下。由于从报名参赛到开赛时间每年都有变化，月份生日的差异难以考量，因此这一标准的精确度就以“年”为单位，将月份和生日忽略了。以2009年的定段赛为例，这一要求就是“参赛棋手男子必须是1992年1月 1日以后出生的，女子必须是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
　　其实这一标准说起来很简单，何以掀起了如此巨大的风波呢？这一点也很简单，但却很“黑色”：现如今，出于各种目的，将户口簿上的年龄改一改，已经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怎么改？根据不同的年龄要求“因势利导”，各取所需。比如，想提前上学的孩子，就要将年龄改大一点；而在体育界，就要将年龄改小一点——以大打小，其中的好处不用多说。也就是说，如今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只以户口簿为标准恐怕是无法“验明正身”的了。由此，“骨龄检测”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前台。

　　但是，麻烦却也出在这里。虽然骨龄测试是有相当的科学依据的，但是人和人之间毕竟各有差异，比如生长环境，营养条件，发育早晚，都是不一样的，因此骨龄测试也肯定会有误差。现在有些儿童食品、营养品，甚至是日常的普通食品中都含有激素，某个地方出现几个发育过早的孩子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要说测骨龄就完全真实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于是，中国棋院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将两个数据同时纳入标准：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是一个标准，骨龄测试是另一个标准。两个标准必须同时合格，才能获得参赛资格。而鉴于骨龄测试会有个人差异，因此这一标准也有一个可容忍的误差范围，就是“与规定年龄的差距在一岁以内”。说得简单些，就是男子参赛选手的骨龄不能超过18岁。

　　以此次将“骨龄门”事件首先爆出的当事人白宝祥为例，根据其父亲的说法，他户口簿上的生日是1992年12月31日，骨龄测试结果为18.6 岁。按照中国棋院的规定，后一条标准不符合，因此他被剥夺了今年定段赛的参赛资格。而与白宝祥同时被“骨龄超标”淘汰的小棋手，此次共有19人。

　　按理说，此事到此应该就算是“盖棺定论”了。且不说到底是小棋手改过年龄，还是骨龄测试误差太大，但中国棋院作为比赛的主办者，制定比赛规则是其义务和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参赛者既然选择参加这一比赛，就应该遵守“游戏规则”，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白宝祥这样的小棋手真的没有改过修改过年龄，那么没有超龄便被取消参赛资格，确实有无法让人释怀之处。毕竟，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小棋手的一生起到重大的作用。

　　透过这次所谓的“骨龄门”，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信任危机”：棋院方面无法坦然相信小棋手们户口簿上的年龄就是真实的，而小棋手及家长又深感冤枉，并对“骨龄测试”的过程及结果产生怀疑。

　　其实，骨龄测试并不是这一事件的关键，虽然是它造成了19名小棋手无法参赛的事实，但是骨龄测试作为一种鉴别年龄的手段是有科学依据的，虽然难免误差，但是毕竟是在不公平中最大限度地挽回公平的手段。因此，“骨龄门”中最主要也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中国棋院制定的这一“游戏规则”是否合理。毕竟，如果“游戏规则”本身出现问题，那么公平的根基也就不再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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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龄门”思考二：冠军至上 棋院思路应当转变
      在“骨龄门”事件被爆出后，许多关心中国围棋的棋迷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支持棋院“打假”，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有些人则为小棋手鸣不平，认为就这样被剥夺了参赛资格实在是“太冤枉”。其间更有一些过激言论，将矛头直指当事双方。但是，更大部分的争议，来自于“年龄限制这一规定的制定和标准是否合理”，也可以说，这才是这件事情最实质性的所在。有些棋迷在评论中就直接了当的指出，围棋又不是足球篮球靠身体的运动，用的是脑子，比的是智慧，测试骨龄未免太荒谬。

　　其实，之所以围棋这一脑力项目也有年龄限制，实际上是大环境下创造出来的产物。要讨论这一标准何以出现，就要探讨一下“中国的职业围棋和职业棋手到底是为何存在”这一话题了。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围棋事业，是在陈毅元帅的大力倡导下发展起来的，虽然经过十年浩劫中的挫折，但改革开放后又再度前进。初始阶段，中国棋手的目标很简单也很单纯，陈老总的一句“赶超日本，打败超一流”就是以陈祖德聂卫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棋手们的最大心愿。这一目标，随着聂卫平在擂台赛上的11连胜宣告实现。

　　随后，随着韩国的崛起，中日韩三国围绕着各项世界大赛的冠军，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无论是长达近20年的被压制，还是2005年以来的逐步翻身，中国围棋的眼光其实始终是锁定在“世界冠军”这一主题上。从久久不能夺冠的苦涩和尴尬，到近年来的屡有斩获的喜悦，从中国棋院到中国棋迷其实都是一致的。而培养出“有能力夺冠的棋手”就成为了大家的共同目标，这其实与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围棋队”这一编制成为了中国围棋所独有的存在——日韩两国都有国家级的棋院，却从没有“国家队”的概念——而国家队的目的，就是要为棋手创造良好的训练环境、培养世界冠军的，而国家体育总局对此进行投入也是必然的。但是，棋手多资源少也显而易见，中国现有职业围棋选手 500人左右，都进国家队么？显然不可能。因此，能进入国家队的，都是现时国内的最顶尖高手，他们享受国家队这一最有利的训练环境，争夺世界冠军也成为他们的责任。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看得到的好处：丰厚的收入，名人的效应……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的围棋其实一直在围绕着“夺冠”这一目的在运作，成为顶尖高手进入国家队是棋手们的一致目标，而作为成为顶尖高手的第一道门槛，“入段”就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了。因此实际上，所谓的定段赛，就是围棋冠军人才选拔的基本测试，通过了这一测试，棋手才有可能继续他的职业梦想。反过来说，国家投入的目的是要夺冠，棋手必须展现出他有夺冠的潜力和天赋，才能享有国家投入的这些资源。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根本目标，所谓的年龄限制才应运而生。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棋手入段年龄越早，说明他在围棋上面的天赋越高，也越有可能成为冠军级的人才。而如果棋手在一定的年龄还没有入段，则基本上可以证明其天赋一般，水平达到顶尖的希望渺茫，也就更遑论能够夺冠了。按照冠军理论，失去这一目标，棋手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而这一考察标准，在现时的中国棋界，就被定在了“男17女20”上。

　　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的围棋事业也是如此。从最早的“一个日本老太太打遍中国无敌手”，到陈祖德首次击败日本九段，到聂卫平的擂台辉煌，再到如今的古力常昊们屡次在国际大赛中夺冠，中国围棋水平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夺取冠军，这真的就是中国围棋的终极目标么？答案不用说，显然是否定的。而除了夺冠，中国围棋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中国棋院还应该做些什么？这无疑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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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龄门”思考三：市场促狭 职业棋手难称职业
      尽管近年来中国围棋水平蒸蒸日上，夺冠早已经不是新闻。日渐没落的日本自不必说，中国围棋已经大有赶超韩国成为世界棋坛执牛耳者的势头。但是，在辉煌的背后，现实的情况很残酷也很无奈，那就是，中国围棋的职业化程度是三国中最为落后的，自我造血的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
　　说起围棋的职业化，日本乃是鼻祖。目前，日本的职业围棋选手，现役的九段就多达百人以上，全部职业棋手人数早已超过一千。但是，在日本，只要入段成功，成为职业棋手，即便只有初段，基本上靠正式比赛的对局费也可以维持一般生活。但是这也有弊端，那就是日本职业棋手生活有保证，顶尖棋手更是收入丰厚（90年代的赵治勋和如今的张栩年收入都多次打破1亿日元大关），日本国内大赛的奖金往往比世界大赛更多，造成日本棋手看重国内比赛甚于国际赛事，国际赛事的成绩每况愈下，直到如今的惨不忍睹。

　　说完日本，再看韩国。韩国的职业化程度比日本差一些，现役职业棋手人数在250人左右，靠职业比赛就能够维持生活的，大概有60%，其他的棋手则要另想办法。在顶尖棋手方面，由于韩国先后出现了李昌镐、李世石这样超出同辈棋手一块的超级高手，因此他们的收入也要比其他棋手高出很多。但如果无法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话，李昌镐李世石的收入仍然无法和日本棋手中的最高收入者相比。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1999年围甲联赛出现之前，中国职业棋手中只有最顶尖的前十几人能够靠比赛吃饭，还无法吃得很好，下边的棋手境况更是可想而知。在90年代初体育产业化改制后，旧有的铁饭碗不复存在。曾经贵为全国个人赛冠军的汪见虹九段在30出头的当打之年便走上了普及围棋的道路，更有媒体曾爆出“职业七段高手改行开出租”的新闻，不能不说是中国职业围棋的不幸。而围甲联赛的诞生，则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由于有12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编制为6名队员，采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这样，就有70人左右可以依靠比赛过上有稳定收入的日子，这也就保证了这些棋手可以安心下棋，不再为生活所困。可以说，围甲联赛之于中国围棋，意义重大。
　　尽管如此，中国棋院注册的职业棋手数量如今已经接近500人，这也意味着，仍然有近400名职业棋手实际上是无法依靠参加比赛生活的，这些棋手说是职业，其实际状况却是“有名无实”，他们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持生活，这其中有相当多的棋手在从事围棋普及事业，还有一些人重新进入校园学习，与普通人一样步入社会。职业棋手无法靠参加职业比赛生活，虽然不是中国棋界所独有的现象，但中国的情况最令人担忧，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职业棋手无法靠比赛生活、甚至全年都参加不了几项比赛，究竟是为什么？答案也很简单，围棋在中国的市场效应有限，愿意投入赞助比赛的企业少之又少。我们可以掰着手指头数一下目前中国棋界比较重要的职业比赛：名人战举办22年，主办单位为人民日报；天元赛举办23届，主办单位为新民晚报；倡棋杯由应氏围棋基金会主办；阿含桐山杯由日本阿含宗举办，已于年初停办的NEC杯更是早在擂台赛期间就开始在中国棋界发挥影响，前后达25年。这其中，几乎见不到中国企业的身影，而能够通过参赛得到奖金及对局费的，也大致只有几十人。其他的比赛，要么多为邀请赛赛制，要么举办几届便无疾而终，比之日本围棋七大赛稳定地举办长达几十年，可谓天壤之别，比起韩国也相差甚远。

　　众所周知，棋力的增长是需要潜心修炼的，而棋手们的修炼则有赖于稳定的生活，所谓“国运兴棋运兴”也是这个道理，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棋手是无法去安心求道的。因此，如何改善中国职业围棋的生存条件，让更多的职业棋手得到这样的环境，才是围棋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夺冠已经不再老大难的今天，中国棋院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也应该从争夺冠军向培养和拓宽围棋市场转型。

xx300

中国的家长太可怕了 中国的工作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