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凯自传】《一生只为那颗星》连载13：（二）克洛迪斯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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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已经和亨利·比扬歇利具体接洽过，准备前往摩纳哥队，所以更可以轻松地说：“行了，我不干了。”另外，我和皇家马德里队也有联系。
　　但我怀疑俱乐部主席贝兹听到了我要离开的风声。他不能容忍我跳槽高就。此外，在人员聘用或组织上，我们的习惯做法是提前一年通知，我的突然辞职让他措手不及。简言之，我又按照他的意愿签了一份新合同。
　　这步棋走错了。我和俱乐部主席的关系迅速恶化。他自己改变了许多。他有些怪我计划离开他，我们的关系趋于破裂，几次不理想的比赛成绩，一个不利的境况，就该摊牌了。终于，在1989年2月13日，我被解去教练的职务。没有提醒，没有预先通知。大家都得到了消息，我还蒙在鼓里……
　　我尤其感到苦涩的是，这种行为方式完全不顾及我们过去的关系，是蛮横无理、背信弃义的做法。我不仅像一个无赖一样地被开除了，而且克洛德·贝兹顽固地拒绝支付我有权得到的解雇补偿金。我去请一向对团结推崇备至的夏邦一德尔马出面主持公正，但我只得到了一封预言式的信：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厌倦了，一切都破碎了……”

　　我想到休息一段日子。去旅行，为了驱散九个（至少是其中的八个）激动人心的，但也令人心力交瘁的赛季中积聚的压力。去发掘别的领域，发掘其他的兴趣爱好……

　　但这个计划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由于我和米歇尔·梅兹的一次接触而被放弃了。立即重新出山的渴望胜过了休息的欲望。于是，我在大夏天里到了蒙彼利埃，体验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酷热！我体会过圣艾蒂安夏季的大热天和波尔多8月的三伏天，不过这儿的热有点说不出的恐怖，增加了我适应的难度。
　　起初的工作倒还进展顺利。我和老相识米歇尔·梅兹一道着手招募球员，赛季也准备就绪。随后的一天晚上，当我路过波尔多时，从广播里听到蒙彼利埃队刚刚将斯特法内·帕伊和埃里克·坎通纳招至旗下的消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
　　按照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我不能想象俱乐部教练对招募球员一无所知，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出类拔萃。从原则上讲，这说不过去。
　　于是我打电话给梅兹，告诉他最好就此打住。如果他们想自己组建一支球队，他们做好了，但我不参加。
　　不久，路易·尼科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善良、开朗、粗犷的尼科兰主席狂热地爱着足球、球员和他的俱乐部。他带着他特有的热情向我解释这是一个误会，他希望我留下来
　　……那时，如果遵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本应该拒绝。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我还没有学会怀疑动人的语言，我最终决定留任。
　　然而，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可能破碎了，也许，我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坚强勇敢地去面对前方的困难。
　　我想以朱里奥·凯撒和罗朗·布兰科为中轴，给球队构筑一个坚实的后防基础。但罗朗坚持认为他最适合的位置在中场，始终不答应，也许他在为以后入选国家队考虑呢。我们的观点分歧影响了球队里的气氛。
　　我们已经在着手加固后防力量，但1990年2月13日，我突然被解雇了……自在波尔多受排挤至此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这一次打击对我无啻于晴天霹雳。我必然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不怀疑我的工作能力，也不怀疑我的足球水平，我怀疑我的工作方式。它是否适合蒙彼利埃队的情况？在波尔多，我训练出一支高水平的拥有法国最好的球员的队伍。在新的关系中，在新的情况下，我知道重新自我定位吗？我作了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一年中两次被罢免，对一个人来说太多了，尤其还是一个年近50，从事一项年轻人极易将“老”人淘汰出局的职业的人……我这一次决定不再匆忙行动，花点时间多想想。因为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蒙彼利埃，我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读书。
　　我拒绝了来自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建议。直到7月份米歇尔·普拉蒂尼打来电话，我才出山。我非常欣赏普拉蒂尼。首先，他是一个富有天分的球员，同时，还是个不受拘束。直来直去的人。另外，有一个时期，当我和克洛德·贝兹制定俱乐部长期发展计划时，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让普拉蒂尼来波尔多队结束他的足球生涯。后来，他穿上了绿色球衣，我们的关系就愈加密切了！
　　“我刚和一个朋友雅克·布莱金斯吉一起接手南锡俱乐部”，普拉蒂尼说，“球队的教练走了，需要你来接替。明天下午我们等你来训练。”
　　他几乎没容我回答……普拉蒂尼发出的邀请就像一个命令。于是，我仓促地收集了一堆报纸和杂志，准备第二天在去南锡的途中背下球队成员的姓名。从第一次训练起，我就直接称呼队员的名字，和他们有说有笑，仿佛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尤其是，我意识到在草坪上奔跑时，我又有了寄托。在几个小时里，我从被排斥、拒绝的状态过渡到前发了新的热情，渴望战斗，渴望证明一些东西。因为我在南锡受到了热烈欢迎，特别是为了让我尽快地适应俱乐部的工作和洛林地区的生活，俱乐部经理让—米歇尔·穆蒂埃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如此拼命地工作过。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状态，不管做什么，都是激情洋溢。球队里有很多年轻人，看到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一天天地进步，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乐趣。有点儿像我在里昂刚刚出道时的情形。
　　我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没有办法），但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在与几个像马赛队一样的强队比赛中获胜后，没有被降级。
　　我本来愿意继续这份工作，但当我看到普拉蒂尼和布莱金斯吉在不明朗的局势下甩手不干了时，我不想再次陷入困难重重的甚至几乎注定混乱的未知世界中。我步他二人后尘，提交了辞呈。
　　我再次变成树枝上的一只鸟，在等待……但在等什么呢？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吗？
　　这一回，在南锡队重掌教鞭，尽管时间短暂，但却使我振作了精神，重新唤起我传业解惑的兴致。不过，我两年前就计划给自己放放假，休息一下，是否到了兑现的时候呢？那难道不是更合时宜，更必要吗？

[ 本帖最后由 蓝黑我的生命 于 2007-11-23 01: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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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想干什么，一时无法作出决定，我没有再联络新的俱乐部。我开始四处旅行，在国内和国外观看了许多场比赛。不过，这一回，我的内心静如湖水，不带压力，不担负责任，完全将观看足球比赛当作一种娱乐，多么的惬意！我等到五十多岁才得到这种享受……
　　我去克莱尔方丹进修，并应热拉尔·乌里叶的要求组织一些集训，我在训练球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整整一年，我仍然住在南锡，但经常去巴黎或其他地方。1991—1992年这个赛季不仅让我稍稍喘了口气，更主要的是还让我从其他的角度接触了足球，既学到很多东西，又不是那么紧张，而且我正式作为国家队教练进入法国足协国家教练组。我的职责是：负责在不满17岁的年轻人中选拔国家队的球员，菲力普呗热鲁和詹姆·多扬协助我做这项工作；组织培训教练；担任观察员；等等。
　　我还是国家队主教练热拉尔·乌里叶的第一助手，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职位。热拉尔是在’92欧洲杯赛结束后接替米歇尔·普拉蒂尼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而我是作为法国足协观察员参加竞争第一助教的，当时的候选人还有雅克·德维斯姆。
　　法国国家队“老板”的助手，这个位置很特别。它使占据它的人能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和队员保持多样化的关系。面对一个对他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球员踢球时会更加自在，同时，他感到对方在倾听他的意见，有一种互相切磋的感觉。
　　既然是副手，就不是一个责任人。他什么都操心，多方位地为主教练和队员们服务，但没有决定权。当然，他应全力协助主教练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随时随地为后者献计献策。一旦该领导作出决策，他的选择就变成了整个教练组的意志，谁也不能再表示异议。助理教练们的绝对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和热拉尔·乌里叶合作，不但没有问题，甚至是很愉快，配合相当默契。他工作干劲冲天，能力超群。他的计划总是超前，每天都有无数个想法，他的大脑就是一部一刻不停的机器。我们性格相异，生长的环境也不同，但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是相同的，尽管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方式。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他睡得很少，他能在半夜2点像一阵龙卷风似地闯入你的房间，只为了告诉你他从刚刚看过的一盘带子中发现的问题。没办法，只能适应！
　　在热拉尔·乌里叶任国家队主教练时，我协助他工作了16个月。直到今天，我还不太知道如何评价那段日子，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出乎众人意料，违反常理的大事……
　　在竞争1994年世界杯参赛权的前七场比赛中，法国队积13分，失1分，但在自家的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两场比赛中却败走麦城，而当时，只需将其中一场踢成平局，它就能获得去美国的门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那些爱嘲笑的人后来说这种超级灾难只会落在法国人的头上……
　　出了什么事？是我们掉以轻心了吗？是因为巴黎圣日尔曼队和马赛队当时称霸全国，影响了我们对国家队队员的选拔吗？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吉利的声明破坏了球队的团结？是不是有些松懈？也许，各种因素都有一点儿。谁能肯定？
　　我们对以色列的两场比赛让众人吃惊，客场，在特拉维夫，以4：0战败以色列，主场却以1：2的比分输给对方，这个打击已经不小。但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于法国—保加利亚的比赛，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做好准备将比分锁定在1：1，必须也只需这么做，结果在比赛结束前35秒，我们把出线权拱手送给了保加利亚。
　　在终场哨响前一分钟，我们正站在右边保加利亚的阵营中，热拉尔对我说：
　　“去告诉他们比赛结束了，悠着点儿踢，别太冒险！”
　　我急忙去传递这个信息，但比赛结束时的传统安全线就挨着教练凳，使我无法通过。
　　我从后面绕了一圈到达球场边的时间，保加利亚队发起了反攻，球停在了拉玛的网底。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王子公园体育场内有如教堂一般肃静，我双手捂着脸，像一座雕像一样，僵在原地，昏昏沉沉的，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艰难，最残酷，最不真实的一个足球之夜。
　　但这个无法抹去的创伤，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冷静的愤怒，像是一种无声的强烈的力量，使我毫不妥协地作出许多选择……直到1998年的7月12日。<p></p></P><p>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