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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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30 14:20:08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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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偶遇一部小说—《新宋》，小说的前些章回以“王安石变法”为故事主线，待到王安石之子王雱出场时，作者交代了这样一句话：

“王安石在心里重重叹了口气，知子莫若父，王雱绝代聪明，但是心胸太狭窄了点。”

看到此节，庸医不仅莞尔，王安石说自己儿子心胸狭窄，多少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如果说王雱不够豁达的话，那么基于他是王安石之子的事实，这也可以理解为“一脉相承”。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熙宁年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新法最终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如新法本身的弊端，新旧两派的党争以及新派内部的分裂倾轧等等，而如果探究人的因素的话，庸医以为，新派领袖王安石自身恐怕也难辞其咎。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王安石这个人的一些“特色”。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有一件事可以说明：

元丰二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到黄州任副团练使（至于为什么被贬到黄州，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巧合的故事，也和王安石有关，此处按下不表，有空再说，否则没完没了），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失败，出判江宁府。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后，王安石已没有了从前的锋芒，所以在苏轼离开京师之前，就托他给自己捎带三峡中“中峡之水”，好冲阳羡茶喝。

第二年的冬天，苏轼去京师送贺表，从四川出发顺江而下。当时苏轼并没有忘记王安石的嘱托，但是由于旅途劳累，等他再次想起此事的时候，船已经到了下峡。再折回中峡去肯定不行，那会误了上京的时辰，况且苏轼又是遭贬之身，但王安石的嘱托也不能不办，否则就是失信，苏轼于是向当地的老人请教，得到的答复是：“三峡相连，没有阻隔，一般样水，难分好歹”，因此他就装了下峡的水带了回去。

苏轼见到王安石之后，就将水交给了他，王安石即命家人煮水冲茶款待苏轼。待茶端上来之后，王安石一看茶水就问苏轼水从何来，苏轼心想当地老人都说没差别，应该不会露出破绽，就说水出自中峡。王安石一听，摆摆手笑起来，告诉苏轼这肯定是下峡水。苏轼一听大惊，就如实将经过说给了王安石，并向他请教如何得知水来自下峡。王安石于是告诉苏轼，《水经补注》里面说，上下水急，下峡水缓，只有中峡水缓急适中，如果冲阳羡茶的话，上峡水色味浓，下峡水色味淡。刚才见家人冲来的茶半晌才见茶色，故知水来自下峡。

王安石的博闻强记很让苏轼敬服，但王还意犹未尽，他指着自己的二十四橱书对苏轼说，这里的书，随便抽一本，苏轼念上句，他就能答出下句来。苏轼一看这架势，不大相信，于是就专拣那些积灰较多，看起来久未翻过的书来抽问王安石，但是没想到王安石竟然能够对答如流，一句不错，至此，苏轼彻底被折服。

二十四橱书的内容都能牢记在心，由此可见王安石的记忆力有多么好，可能所谓的“过目不忘”指的就这种人。

天生一个好脑袋，加上勤奋好学，外部环境又还算平稳，因此王安石在成为朝廷官员之后，政绩上颇有成就，在干了十年地方工作之后，他受到了年轻的神宗赵顼的赏识，于熙宁二年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然而王安石自身的性格弱点和处事方式却给自己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麻烦，也树立了太多无需有的敌人。

若说王安石身上有哪些问题让别人觉得不舒坦的话，首先一点就是傲气。自古以来，有才能的人多少有点恃才傲物，不巧，王安石就属此类。

王安石写过一首诗—《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整首诗显得很骄傲。承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用典，来自《玄中记》：“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很明显，典故中表达的是“日升听鸡鸣”，但王安石不这么用，他写作“鸡鸣见日升”。这句颇值得玩味，王安石记忆力非常好，记错的可能性不大，庸医猜测，这句一方面隐含的是他骨子里改革甚至颠覆的基因，另一方面，也似有将自己比作天鸡的嫌疑，意指国家要因他的鸣啸才会兴振富强。

如果对于承句的理解仅能属于查无实据的臆测的话，那转句就显得比较清晰了。“浮云遮望眼”，联系上句的“日升“，简单的说就是“浮云遮日”，“浮云”通常借指奸佞小人，整句的意思是表明我王安石不畏惧奸佞当道。之于为什么？结句给出的答案则非常直接，“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不忌惮奸佞小人，是因为我境界最高，我俯瞰人世，小人们奈何不了我，可谓傲气冲天。

其实傲气也不能算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以王安石的才能才气，他有傲气的资本。但王安石骨子里面不是单纯的恃才傲物，在很多情况下，他显得顽固不化，甚至妄自尊大，目无余子。王安石有一句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实在很绝，尤其是最后一句“人言不足恤”，俨然的天不怕地不怕，刀枪水火皆不入。

新法变革之初，司马光曾写信给王安石，批评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逐非”，由于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私交还好，关系还未破裂（也正因为信的事，王安石逐渐开始和司马光敌对），就回了司马光一件《答司马谏议书》，文里面这样写：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任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这话显得很没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基本上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正确为前提。凭什么你授之于有司的人就一定合适？凭什么你的主张就是兴利除弊，不为生事？凭什么你开源是理财，别人节流不是理财？又凭什么别人的是邪说，你的就是正言？事实上司马光说的并不过分，《宋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看看，王安石这都是在做什么啊？简单归纳为一句话：典型的党同伐异，有我没你。这也正应了司马光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乎？”

再看看王安石的“敌人”又都是些什么人？司马光、富弼、吕公著、欧阳修、文彦博，再加上之前的苏轼（由于一句“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必败”被王安石排挤），之后的范仁纯（范仲淹的儿子），甚至他的弟弟王安国，这些士大夫都是品行端正之人啊，为何他们都成了王安石斗争的对象？

如果一位两位还好，但一群这样的人与你为敌，就得找找自身的原因了。说点难听的，王安石树敌如此之多，完全是因为他固执己见，心胸狭窄。这又几乎应了苏洵的话，早在王安石刚刚崭露头角被干部群众一片看好的时候，他就说“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的后半句有点重，毕竟王安石也是为国为民，但是他不能容人的性格，党同伐异的做法，又的确给人的感觉不会比奸慝好多少。

到了南宋，舆论上对王安石的攻击就更多更激烈了。论事剀切，疾恶如仇的陈公辅说：“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瞧，你王安石不仅没有经国济民的本领，连谈学论道都成问题（这确实说的有点过了）。自封“圣人”的朱熹则更不客气：“违众自用，足己自圣”。朱熹一辈子没少装大尾巴狼，但庸医以为，他对王安石的评价，还算恰当。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改革变法是大事，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需要群策群力。或许你有超前的政治眼光和改革方案，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糊涂错误的事还是难免的。如果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你应该做的是开诚布公，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有错能改，而不是搞一言堂，更不能搞党同伐异，这解决不了矛盾，只能激化矛盾。

在交流沟通的问题上，王安石的“敌人”之一—程颢的态度就很好。程颢说“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还说“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庸医认为，此话足以为鉴。

无论王安石有怎样论道经邦的本领，可他毕竟没有宽广的胸襟，身为宰相的他胸中无船可撑，所以他搞一家之言，然后一意孤行，最终一败涂地，徒留一曲挽歌。可惜了他的硬派宣言“人言不足恤”，以庸医看来，这和脑袋扎沙子里面的鸵鸟比，也相去不远了！

[ 本帖最后由水长东于 2007-12-1 17:1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