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魂独我情何限——浅谈宋士人格与宋词“悲美”之风的关系

流水落花

销魂独我情何限
                 ——浅谈宋士人格与宋词“悲美”之风的关系
         
内容摘要：宋词是宋的“一代之文学”，细读后会发现，宋词中的审美意蕴总体说来是一种“悲美”，这与当时的社会审美心理肯定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社会审美心理的形成又取决于当时独特的士人心理特征。因为文学归根到底是人的心灵的展现，所以研究当时宋士人格与宋词悲美之风之间的互选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宋词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悲美  悲柔  宋士人格  晚唐五代士风  


绪论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他的著作《宋元戏曲史》的开篇有这么一句评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譬如散文之于先秦，骈赋之于汉魏六朝，诗之于唐，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这些所谓“一代之文学”，未必是发端于其时，但一定是兴盛于其时，而“后世莫能继焉者”，宋词，虽然从它诞生以至发展兴盛后的数百年间，一直被看作是“诗余”，处在主流文学之外的一个类似于文字游戏的地位，但是，由于它自身具有的那种委曲流宕的波浪式节奏“更符合人类情感的自然状态”，因此，在宋朝诗文都日趋崇尚理性和情感节制的“冲淡”美的背景下，曲子词便被人们发掘出来，作为一种宣泄内心真情实感的文学体裁在文学百花园中开始露芳吐馨，成为赵宋王朝的“一代之文学”。常言道，文学是人的文学。我认为，宋词作为一种文人士子闲暇时的消遣而最终成为宋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比宋诗宋文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内心细节，从而揭示了整个赵宋王朝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变迁，又因为文学与人的心理之间是一个动态互选的关系，文学史，究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所以，研究宋代士风也有助于今天的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宋词的文学精神和美感。本文就力图从探究宋代士风的形成和演变中，体悟宋词所承载的那一个远去王朝的心灵脉动。
在正式开始论述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因为“词以婉约为宗”，即使是豪放派如苏辛，也多有深婉低回之作，故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以婉约词为主，着力探究其中蕴含的“悲美”意味。

（一）“今人都柔了”
——宋代士风的转变：
    既然文学是人的文学，那么在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的感情必然也是全面而不复杂的，因为人的任何感情郁积到一定程度都必须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宣泄之处。歌德有句名言这样说：“我闭上眼睛就看见梦，睁开眼睛就看见责任。”诗歌作为一种“言志”文学，发展到宋代，已经彻底地成为“道义”的宣讲物，不可能用来随心所欲地表达真我的情怀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商业的繁荣，人们对自身欲望的重视开始觉醒和解放——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学梦的一面应运而生的。它“抛开包袱，尽心所欢，无情不写，无歌不唱”，也就是说，词是宋代士大夫们的情感写真。也正是因为次在表达情感上的私密性和真实性，要洞悉它以“悲美”为主的审美倾向，就有必要从了解当时词人的普遍心理特征入手，从而深刻理解那些风花雪月、声色旖旎背后暗藏着的哀伤寂苦。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赵宋王朝是汉民族由极盛而走向较弱势的一个转折的时代。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曾有感于当时国家的弊端而说过这样一段话：“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台湾的宋史专家赵铁寒教授在谈到他为什么要编辑宋史的研究资料时也曾说：“元、明、清以来的政教大经，以至社会现象，人群的生活意识形态，除去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变动的成分不算，若在我国文化史上找它的根源，那末宋代的三百二十年，便是中继线上的一个新的起点站了。”以上两位专家都指出了宋代文化是我国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中枢这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宋代社会的种种特征不可能突变而成，在此前一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蜕变过程。这种变化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至“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中唐时期。清代学者叶燮曾对“中唐”下过这样的定义：“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这有力地证明了中晚唐以来的文化与宋代文化的前因后续关系。而一个时代的文化是由整个社会群体共同营造的，因此，要探究宋代士人的人格心理特征，也应该从中唐以后入手，以发明其渊源。
如前文所说，宋代是汉民族的绝对中央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任何一种时代氛围必然会对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到宋朝，就是当是时，中原大地刚刚经历了五代十国泱泱近百载的乱离征战，或者可以说，从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分崩离析、长期动荡的局面，特别是从晚唐开始的藩镇割据，武夫当道的社会环境，使文人士子沉于下寮，斯文扫地，这必然给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所谓五代士人在唐宋两代之间起着一个过渡作用，我认为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人格方面：他们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群体人格并没有随着那个乱世的归于一统而立即消失，相反的，却慢慢沉淀下来，对随后的诗人人格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张兴武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就曾提到：“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割据，不仅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造成了深远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作家也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磨难。”“在近一个世纪乱世的震荡中，当代作家，尤其是仕宦作家的群体人格发生了剧烈的质变。”“譬如说他们对王权政治所采取的变通态度，顺乎时事和淡化是非标准的普遍做法，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不定的矛盾心态，以及自我人格在名利驱使下的世俗化倾向等，都是与‘修齐治平’的传统士人人格相背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的“长乐老”冯道，他身事四朝十一君，很少谏诤，抱着“穷达皆有命，何须发叹声。但知行事好，莫要问前程。”（冯道《天道》）的处事法则左右逢源，他的女儿也做过九个君王的妃子。这在宋代是被儒家士大夫们贬斥无余的，而五代人却对此不以为然，相反还相当地崇敬冯道。究其根源，还是那个“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年代造成的。本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精神是忧时伤世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舍生取义，如此方能驶向儒家“修齐治平”的最高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这种儒家道德标准，就是韩愈等人在“古文运动”中所提倡的“道”。在中国古代，“道”对士人的精神起着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但是这种道德规范在现实中能否被忠实地奉行，也就是所谓的能否“守道”，则与时代的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末，武夫四起，贵贱颠倒，欧阳修曾评论这段历史道：“五代十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治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此时的“道”，已无异于一纸空文，难以自保，更不用谈救国救民——当长期恪守的信仰在现实中四处碰壁时，人的心里自然会对这种信仰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就像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学者文人在黑暗的现实下开始怀疑上帝一样，晚唐五代时期，许多文人也开始怀疑“道”的价值。当时的著名诗人杜荀鹤就曾发出过近乎绝望的诘问：“长把行藏信天道，不知天道竟如何？”也正是因为“道”的无用，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文人士子们不得不转而寻求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处事准则，所以，像冯道那样听天由命的人生态度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至此，中国士人的人格完成了一个“从‘守道’到‘顺时’的转变”。殆及宋朝，经过近百载乱世的冲击，“我国文人以‘守道’为己任的群体人格特点已逐渐淡化，甚至基本消失；而无可奈何的‘顺时’心理，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已成为作家人格的一个有机组成”。虽然，经过送出几位文学家如柳开、王禹、穆修、石介、欧阳修等人的大力倡导，以及宋初统治者对文士的优待政策，使经世治国的忧世意识又逐渐回到了士大夫的人生信条中，但是时代的烙印是不可能彻底消散的。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越发厌倦。”宋士们看到大唐盛世如许灿烂发达的文明竟在朝夕间土崩瓦解，又经历了五代惶惶不可终日的乱离，难免在心底产生一种世事无常的虚无思想和厌倦情绪，对建功立业也不可能像唐人那样充满热情了。也正因如此，宋词中才处处弥漫着一股无奈悲凉的情绪——可以说，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是经过了全盛而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如同《红楼梦》中，随着贾家“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荣华富贵逐渐逝去而在那些敏感的女儿们之中引发的对自己生存的忧虑一样，这种走向衰落的时代背景，势必造成人心理上“悲”“柔”的成分日益浓重。这与之前的唐王朝的社会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唐宋人格的比较，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

四月苇

如果我学中文，就把这个抄去当毕业论文交哈哈。。。

markshallwe

虽然有时候仿写下宋词，可感得全然无力，除开水平不济，但也觉没法触摸到那种意境[ecms7]

hiko

说宋朝积贫积弱？？每次看到这四个字都有一股无名火起

积贫无从谈起，按照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法，北宋神宗时期的GDP约占全球的百分之90，纵观两宋200余年历史，其占全球GDP分量也没有下于百分之70.而观大明王朝贤帝宣德年间，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国力民生均有增加，可税收总额仅是北宋的十分之一。宋代无一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的绝对数量上也是历朝之最少的，积贫一说何来？

积弱指的就是军事，两宋军队实力却是不强，但也没弱到任人宰割之地步，否则怎么能在蒙古的高压之下还存活50余年？北宋王禀指挥的太原守卫战坚持250多日，粘罕用了各种攻城器械都无法攻下，最后粮尽才失守。元宪宗蒙哥汗不也死在合州城下？宪宗的死亡一度使蒙古丧失了吞并南宋的信心，《元史》记载刘整提出征宋计划时元朝众臣的态度甚至是“廷议沮之”。

南宋之所以能抵抗蒙古这么多年，一是善于守城，二是精通水战。蒙古对宋战争真正的转折点是刘整的降敌。首先他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向襄阳樊城，避免强攻，实行久围，其二就是编练了水军。元灭南宋五大战即襄樊，阳逻堡，丁家州，焦山，崖山这五战，或是水路协同或是纯水战。这才是导致南宋亡国的原因

反观盛唐气象，军事成就也并非神话一般。唐朝军事成就主要在太宗，高宗两朝，到了真正的玄宗朝便有高仙芝怛罗斯之败，哥舒翰潼关大败，安史之乱居然持续8年未被扑灭！朝廷高级将领除郭子仪外，李光弼是契丹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哥舒翰是突厥人等等，这是一个汉族王朝应该发生的事吗？？平安史之乱借的回纥兵竟然打完胜仗在长安劫掠了大量的女人和财宝才回去，这就是盛唐气象？？朱温灭唐时有几人殉国？？？元灭宋崖山之战陆秀夫背主跳海，身后士兵百姓也是如此，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这又说明了什么？？？？

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宋朝！！

[ 本帖最后由 hiko 于 2008-4-23 23:22 编辑 ]

蓝天大海

我最爱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流水落花

宋代能有几个词人是忧国忧民的呢
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陆游

欧阳修不了解，不知道算不算
岳飞就不算了
第一印象就这么多~~

solo_mk

原帖由 流水落花 于 2007-12-12 19:19 发表


的确如此……
宋词中很多地方或是字眼或是意境，均借鉴了唐诗，却多了一分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大概是生活太安逸了，精神生活太富足
还活在盛唐时期的影子里么

宋朝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一个时代

纸醉金迷的生活的确会消磨了民族的锐气和霸气

所以宋朝竟然是被侵略次数最多的 朝代


宋词中的许多意境上比唐诗优美，遣词上也非常优美

可惜纸醉金迷的生活终归要结束

无论什么时代，武力才是最大的资本。

姬兰

小词以含蓄为佳　亦有作绝句而妙者～～～～～～～～～～～～～～～

流水落花

唐代的文人总是心怀天下的，“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如李白，年过不惑被招入朝仍欣喜若狂，豪气干云；杜甫身居破茅屋之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仍然精神不倒，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惜“吾庐独破受冻”。可以说，唐人所关注的主要是时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苦乐，他们是古代理想的“士”的代表，心怀家国天下，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种海纳百川般壮阔的承担中得到了展现，正如张兴武博士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所说的那样，虽然“他们有时也借‘吏隐’和‘终南捷径’来体验人生的闲适与旷达，有时也借艳情风月来淡化自我的失意与伤感”，但是，从总体上讲，“行道守志，忧国忧民和追求功名理想，仍然是唐代作家群体人格的基调”。

的确如此……
宋词中很多地方或是字眼或是意境，均借鉴了唐诗，却多了一分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大概是生活太安逸了，精神生活太富足
还活在盛唐时期的影子里么

solo_mk

文学应该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的东西

唐诗就是充满了豪放之味，

宋词总觉得华丽有余而气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