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凯自传】《一生只为那颗星》连载12：（二）克洛迪斯的儿子

一生国际

70年代末，也许是为胜利而陶醉，也许因为个人事业出现困难，他明显地远离了他长期热情追随的道路，这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球队的损失。但他的悄然引退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个叼着烟杆的伟大的缔造者，他应该在法国足球的伟大领导者的先贤祠中占据一席之地。
　　至于我，他使我得以作为职业球员在球场上尽情发挥。我由圣艾蒂安队在萨伊苏库藏的球迷变成一名绿衣球员，并在该队度过了12个难忘的春秋，五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两次入选国家队。
　　那两次入选国家队，一方面有自身条件的原因，我是一个不错的前卫，仅此而已，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能耐；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球队涌现出了卡尔纽斯、波斯吉埃、贝雷塔、埃尔宾、米托拉基和埃尔维·勒韦利等一批优秀球员，掀起了一阵圣艾蒂安热潮。
　　我说自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球员，并不是故作姿态或者假装谦虚。我具有感染力，号召力，这对球队是有用的，我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但我不像后卫波斯吉埃那样光芒四射，也不像前锋贝雷塔那样引人瞩目。好吧，就算是不错的球员吧，如果你们坚持这样说的话，但要说是伟大的球员，肯定不是。证据在此，作为国家队教练的雅凯很可能不会将作为球员的雅凯保留在征战世界杯的队员名单里！
　　但是我因此而更为自己骄傲：由于勤奋努力的训练，由于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在足球上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一个不被我父亲看好的职业。
　　当斯奈拉催促我在圣沙蒙的铣工和圣艾蒂安队的球员中（二者已不可能兼顾）作出最后选择时，我向父亲征求意见，他反问我：
　　“足球运动员，这不是一个职业！而且，一个球员，他能挣到什么？”
　　“挣不到什么东西。”我不得不这样回答他，最后，我只好不顾父亲的反对，独自作出决定。直到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很少改变看法的父亲才表示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不过，我怀疑他更在乎的是《马赛曲》和印着公鸡的球衣——他爱国的一面——而不是他儿子的成绩……
　　我最好的几个哥们都是在圣艾蒂安队，一个60年代叱咤法国足坛的球队里认识的。罗朗·米托拉基，乔治·贝雷塔，乔治·卡尔纽斯，贝尔纳·波斯吉埃。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驰骋沙场的战友！
　　许多年中，在外出比赛时，我都和乔治·卡尔纽斯同住一屋。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情绪总是特别饱满，和他在一起，让我感到心绪安宁，一切都胸有成竹，井井有条……一个细致的高个男孩。和贝尔纳·波斯吉埃在一起时，他常常给我们分析过去打输的比赛，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当时，球队输球的时候并不多，但自从波波斯①带着他特有的口音，用他的方式改写历史之后，我们最不济时也能打个平局。那么，胜利也就不远了……
　　①波斯吉埃的昵称。
　　不要忘了，圣艾蒂安队的象征——富有传奇色彩的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闻名的“绿色熔炉”！内行的观众一方面对球队抱有很高期望，十分挑剔，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容忍别人嘘笑自己的绿衣队。作为球迷们的代表，圣艾蒂安队也是一个热情团结的集体。我们很高兴一起在球场拼杀；球场之外，我们同样乐意呆在一起，带着妻子，互相串门，一道进餐。一个集体如果不建立、维持这样一种和谐温馨的气氛，就几乎不可能有所成就。我在圣艾蒂安队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将它带到了波尔多队，以及本届世界杯的国家队。这一回，妻子们更是与法国队形影相随。
　　火车旅行以及后来普及的飞机旅行为这种融洽的气氛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土壤。从圣艾蒂安到波尔多，我们要花去近八个钟头。赛后，我们乘夜班火车返回。漫长的旅途不会让人感到寂寞无聊，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塔罗纸牌①。
　　①有78张，比一般纸牌长，主要供占卜用。
　　说到我，对玩牌并不热衷，但在那个年代，一个职业球员不会玩牌，简直无法想象。所以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必须学会打牌，不过我有意使自己尽可能不被邀请。我常常是第一个被换下场的队员……每次都是刚刚让人痛骂不够用心时就被人替下。真正的塔罗牌迷都计算出过了哪些牌，哪种花色还剩下什么牌，都清清楚楚，我可真没有那种本事！
　　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边上读书。那时，我真读了不少书，先是小说，很快又迷上了历史书籍。是我外公让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外公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老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语言，比和我父母还亲，后者给我的印象是不论在萨伊的肉铺，还是在博安的咖啡店，一天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我从不知道和父母一起度假是怎么一回事。
　　双腿瘫痪的外公艾蒂安·多里埃呆在博安汽车咖啡店对面的家中，感觉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一从梯也尔见习中心回来，三口两口吞下母亲为我准备的一大个奶酪猪肉三明治，就溜去看外公。
　　我先给他刮胡子。除了我，他不让别人碰他的胡子，比如说，如果哪个星期六我偶尔没回来，因为我被留校了，他就会两周不刮胡子。
　　然后，我给他念武侠小说。他最爱听达达尼昂①的故事。我们还一起听广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评点新闻，他的评论经常是很滑稽的。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当他谈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时，他躲在战壕里，又冷又怕，饥饿难耐，只能填一点点米饭……就着老鼠肉。
　　①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自那些年起，我对历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弱，两次世界大战间和抵抗运动期间的历史一直令我着迷。
　　一次严重受伤后，我不得不离开圣艾蒂安队，离开球场，一去就是将近两年。两年没有踢球！对于一个视足球为生命，正处于踢球的黄金年华和事业的巅峰阶段的29岁的球员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十字路口。
　　1970年，我们第四次连续获得法国联赛冠军，我们击败了南特队——罗歇·勒梅尔所效力的队——以5：0的比分。顺便提一句，那时，我刚刚结了婚。为了迎战下一个赛季，我像一个疯子般地训练，除了踢球，还经常打网球。我本应该控制训练负荷，因为我已开始感觉后脚跟有轻微疼痛，像是脚腱炎的征兆。我犯了习惯性的错误，没有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告诉队医，于是，某一个上午，咋咳一下：阿喀琉斯的脚踵拉伤。
　　特里亚教授，他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体育外科医生，为我做了手术，但几个月后，旧伤复发。于是，大家，首先是我自己，认为我和足球之间已经无缘了。但特里亚教授没有放弃。他刚刚治好了一个同样症状的中跑运动员波斯贝歇。
　　“我准备试一试移植的办法。”他告诉我。
　　他抽出我脚侧的那根短腓骨，然后将它包好拉紧，我不太清楚手术的具体部位和操作细节，总之，脚踵被拉长了一倍，我又能踢球了。
　　我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才恢复到最佳状态。我曾怀疑过自己，曾想到放弃，但在尼古拉医生的细心照料和鼓励下，我战胜了困难。我对他将永远心存感激。没有他，没有他一次次的诊疗，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可能已经甩手不干，与球员生涯拜拜了。回报终于来了。在巴德的接替者罗伯特·埃尔宾担任教练的第一年，我又回到了圣艾蒂安队。新一代的球员成长起来，尤其是其中的西纳热尔很快挡住了我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战胜了自己，我又踢球了！

[ 本帖最后由 蓝黑我的生命 于 2007-11-23 01:17 编辑 ]

一生国际

于是，在1979—1980赛季结束时，我重归自由身。在梅斯的斯奈拉极力鼓动我过去，但未能成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这件事紧接在梅斯俱乐部主席卡罗·莫里纳利暂时引退之后，假如不是洛林俱乐部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许就敲定了。但此间，我接到迪迪埃·古埃库的一个电话，我们是在我入选国家队时认识的，加盟波尔多队的贝尔纳·拉孔布曾向他大力推荐我。身为波尔多俱乐部经理的古埃库没有拐弯抹角：
　　“你应该来我们队，俱乐部主席希望重整旗鼓，他有许多雄心壮志，当然，也有经济实力。”
　　约会定在巴黎的一个公寓里，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克洛德·贝兹。他和古埃库一样直率：“据说你是个不错的教练。这个我们将会看到……你将参加波尔多队，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工作条件。我们给你三年时间训练一支能打入欧洲杯赛的球队。你将得到一份条件优厚的合同，你不用担心。怎么样？”
　　谈话持续不到一刻钟，我出来时喜忧参半。我欣赏克洛德·贝兹直来直去的办事作风，和他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半带认真，半带煽动。我如约前往，俱乐部主席没有食言：我与波尔多队签的合同远比过去的那些合同条件优厚。
　　我在波尔多的执教生涯开场了。
　　它将是一段壮丽的经历。凭借我在里昂从来不曾享有的条件，我能够在任期内，充分实施我的训练原则，应用我的知识。
　　我在纪龙德省度过了八年，在这八个赛季里，波尔多俱乐部三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1984，1985，1987），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四名；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1986和1987）；连续八年获得欧洲三大杯赛参赛资格，遗憾的是，成绩最好的两次也只进入半决赛。只是在这些国际比赛中，我没有率领球队踢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的内心很清楚，如果说球队能连续八个赛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这样的战绩，那是因为俱乐部成员在工作中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具有高度的职业素质。
　　其高效的运转机制的基础是作为教练的我和“老板”克洛德·贝兹之间关系密切，毫不含糊。
　　他不仅有很多优点，像历史后来证明的那样，而且没出最后那些岔子之前，我们相互间极其信任，配合默契，绝对严格遵守各自的权限划分。我们行动迅速，他听我说，我听他说，然后行动。没有浪费时间的空谈，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每年2月份，我向他介绍我对新赛季的计划，他一般都表示同意；有时，他会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但我知道应该怎么应付。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有他的权限，我有我的职责。他仅仅希望我向他解释我的目标和行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不快的。
　　当我需要作出艰难重大的决策时，我常常通知我的俱乐部主席，从来没有先斩后奏。反过来，他也从不干涉我的工作。他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我指导训练时，有意坐到我身边。如果他在赛季中来观看两三次训练情况，这是最多的了，必定有重要的原因。他一来，士气必定高涨！
　　因此，我们之间是互相的尊重，绝对的尊重，任何一方都不去侵犯另一方的权益，不像经常见到的那些情形。
　　最初出现的问题是设施的问题。波尔多队在罗克维叶勒有一个训练基地，但是它没有一副大型职业俱乐部工作地点的模样。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育场，人们在那儿进行所有的体育项目，包括射击！我也一样，在罗克维叶勒，我什么都做，整理花草，推独轮车，还常常在淋浴时与冷水做斗争。
　　我厌倦了这种战斗，我去找克洛德·贝兹，他当即让我去市政府。我就这样认识了雅克一夏邦一德尔马，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希望波尔多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球队。他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意见，随即毫不犹豫地保证：
　　“体育处听你们的指挥。”
　　于是，经过了许多考察研究，勒阿扬即将诞生了，或者不如说，就要复活了。它位于梅里涅克机场附近，是市政府管辖的产业。一看到那座城堡，我就有一种感觉，那是波尔多队未来的领地。我们开始占领那块地方，我们步步推进，直到赶走了那里的橄榄球员，在波尔多，那可不是件小事。工程开工了，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暂时的栖身处，不过，我们住得依旧挺开心。
　　城堡被彻底地改头换面。更衣室是严格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建造的，球场也经过重新翻修。我没有享受很长时间，但重要的是，这个阿基坦大区的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一个设施齐全、装备完善的基地，直到今日，它仍然是俱乐部理想的工作地点。
　　夏邦一德尔马真是一名运动员。他曾是一个不错的橄榄球员，同时也经常打网球，而且一直打到年龄不饶人才放弃。他到莱斯屈尔体育场观看比赛时，几乎每场赛后都要到更衣室来看望我们。
　　“我在你们这儿很开心。”他经常对我这样说，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彩，就像一个站在一件漂亮玩具面前的小男孩。
　　我非常喜欢每次在球队赢得一场重要比赛后，他表扬队员们时说的一句话：
　　“今晚，你们团结得就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1984年第一次夺得冠军时的情景，最后一晚，在雷恩，我们领先于摩纳哥队，赢得了胜利！
　　那天，我大吃一惊，因为夏邦一德尔马要求坐到场边的教练凳上，和我一同观看比赛。认识我的人都清楚：除了教练组成员和替补队员，我不能容忍任何其他人坐我的教练凳。但是怎么能拒绝给予夏邦这个特殊照顾？比赛中，他可安静了！一听到终场哨响，他满脸洋溢着无比自豪的神情，特别高兴。波尔多队，法国联赛冠军，他对这一天期待已久……他的心愿可能得到了满足，因为从此他再也没有向我要求坐到波尔多队的席位上来了。
　　我和助理教练贝尔纳·米歇尔纳的二重唱配合默契，能够经受住所有考验。我害怕那种官多兵少的墨西哥人的军队，他们为了削弱权力，逐级分权，结果弄得职权不清，谁也不知道什么事该由谁来管。我在波尔多队执教期间，贝尔纳一直是我的能干、忠诚和严厉的助手。他把对俱乐部的爱，对波尔多的爱和他生活的艺术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主要因为受了波尔多美酒的滋养！
　　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与自己的雄心壮志相称的设施装备，迅速地成长为一支具有特色的球队，网罗了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球员，如巴提斯顿，古莱斯，吉拉尔，拉孔布，蒂加纳，斯拜克，以及很多其他球员。在体育设施方面，我们这些职业球员，八年里不但从没有操心抱怨过，反而很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工作条件，胜利自然也就滚滚而来。
　　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在八年后及时引退，因为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个需要。而且，我向克洛德·贝兹表明这个想法时，他也认为，我们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也许，换一个教练，换一种训练管理方式，对大家来说会更好。
　　我们双方都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原则上决定分道扬镳。我坚信在同一俱乐部执教八年，是最大极限。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我的话，队员们不太当回事儿了。老队员对我已习以为常，而某些新队员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波尔多队，每天训练都要自我审视，自我反思，仅仅因为教练的一声命令。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的信条“艰苦的训练等于轻松的比赛”。这与长期盛行的那些荒诞的理论是唱对角戏，它们认为，训练强度不应太大，有力应该使在刀刃上！
　　为什么避重就轻？或许我自身也出现了无意识的懈怠，难于自我更新，保持思维清晰，精力充沛。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鼓吹要出成绩，我也许麻木了。

一生国际

　　我是那么地高兴能重返球队，以至于我揽来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协助罗比训练新球员。我总是和罗什多，梅夏迪埃，萨拉玛尼等小球员们呆在一起。他们是一代即将征服欧洲、征服法国人的年轻球员。
　　我希望真正返回赛场，而不是偶尔参加一次比赛，但我知道在绿衣队里我已经没有施展的机会了。于是，赛季结束后，当里昂队通过让—皮埃尔·卡蓬传话给我时，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转会去里昂队）了，尽管一段历史被划上句号，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再经历一遍那些美好的年月，我愿意拿出任何东西作交换——也许除了世界杯奖杯！
　　重新上场的快乐压倒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当然是因为我加入了绿衣队诅咒的邻居和敌人的队伍，但更主要的是我进了一支友好的、拥有一批优秀球员的球队，其中主要有拉维埃、米阿吉罗维克、迪纳罗、拉孔布、切尔萨和一个出色的乌拉圭人——马奈罗。我再次奔跑在球场上，又找回了过去的激情，尽管我意识到我的球员生涯正在慢慢走向尾声。在我的眼里，生活依旧那么美好。我拿到了初级教练证书，新的职业在向我招手，我开始在雨级队试教。

　　形势很快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和我关系不错的里昂奥林匹克队教练艾梅·米尼奥在1976年2月突然被解聘。谁是他们选定的接班人？艾梅·雅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他们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接替他。”我也就未加深思熟虑便答应了。错误，双重的错误。我让自己掉进了陷阱。
　　首先，我感到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尽管我并不害怕执掌教印。其次，我这么迫不及待地坐上艾梅·米尼奥以前的位置，似乎也不太光彩，无法对他交代。从人情上讲，我感到两个艾梅的交接让我难以接受。但不管怎么说，我走马上任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借助在圣艾蒂安队看到的那些做法，我开始安排自己的工作。
　　从执教的结果来看，还不错，上任四个月后，球队留在甲级队已经没有问题。我们甚至打进了法国杯赛的决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与马赛队角逐冠军。我们最后空手而归，但保级的目标是达到了。
　　好景不长。里昂奥林匹克队迈进了一个所有俱乐部都经历过的阶段：两个欧洲赛季过后，俱乐部回到了不太乐观的、严酷的现实中。三位富有才干、长期以来配合默契、经营得力的俱乐部领导纷纷隐退。他们是：主席爱德华·罗歇，著名的妇科医生、副主席福莱斯特先生和财务主管塞尔日·尼科尔。他们吸收我进球队踢球，又把我推上教练的位置；他们不仅善于管理经营，而且懂得在俱乐部里营造一种热情的、几乎可以说是家庭的气氛，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畅所欲言。每年的赛季结束时，尼科尔先生都会在他的家中举办一次盛大的花园派对，大家正好借机尽情地玩一把滚球。
　　他们三人的离职造成俱乐部领导岗位的严重空缺，使我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有时只剩下我和女秘书阿碧娜两人，苦苦支撑着整个俱乐部！可以说我是在困境中摸索前进的，但也许正因此铸就了我坚强的性格。
　　当然并不是一团漆黑，特别是，我和一位刚出道的年轻医生让—马赛尔·费雷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我和他竟然又在国家队里碰上了！不过，也有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走了一些优秀队员，主要有拉孔布、多莫奈克，造成球队在各个方面都人员匮乏……于是，我决定，在留下来的约瑟·布洛萨、阿兰·梯利和教练组的领导下，在球队里施行一套切实有效的训练方案。这个教练组后来为里昂奥林匹克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
　　工作本身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努力为球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布满荆棘。重要领导成员的匾乏，导致许多重大问题无人负责，我在工作中实在体会不到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