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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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独具纯粹、直观与透明性。相对而言，哲人的书信，更多地诉诸人的理智，能让人们获得思想上的启迪；而诗人的书信，更多地诉诸人的情感，能使人们从中获得情感的审美观照。拜伦（1788－1824）在诗人中属于最激越者之一，他游历漂泊的足迹遍及欧亚大陆，鲜有诗人能跟上他的脚步。他的家庭境遇的大落大起，父母关系的传闻轶事，他与英国上流社会的矛盾冲突，他与众位佳丽的沸沸扬扬的恋爱风波，以及他加入希腊战事等等，都足以使拜伦书信的私语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而拜伦私语的丰富性，更得力于其内在的气质，他是一位敏感、复杂而多变的感情型诗人，个性独特而鲜明。拜伦的性格已成为了一个符号——激情的符号、愤世嫉俗的符号与反抗的符号，他因而有了“恶魔诗人”之称。强调其“反抗”也是我国接受拜伦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
然而我在其书信中，读出了其心灵的那份幽深的孤独，他性格的狂暴却是与脆弱相交织的，如同他的跛足与英俊的奇特配搭。他的狂暴，使他对压迫他的对立面愤而反抗；他的脆弱，又使他对朋友终生倾情与依恋。拜伦书信展现的是拜伦完整的人格。通过历时性地实录诗人一生的各种事件与情感历程，从中学到36岁弃世，其书信呈现的是诗人更完整的生命与更真切完整的形象。
拜伦的书信为我们了解拜伦的身世、生平以及一生的经历，提供了大量的实据与具体内容。我们过去对拜伦的身世、家庭、性格等只有一个梗概性的了解，而他的书信则使我们拥有了感性的、可靠的、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并且在有些事情上我们甚至能确切地了解到拜伦本人的态度。譬如，拜伦的父亲据说是一个将拜伦母亲的钱财挥霍一空，对其始乱而终弃，最后客死于异国的人。那么拜伦对父亲的情感如何呢？我们只有从书信中才了解到拜伦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对父亲都是非常尊敬的。他写道：“奥古斯塔与我对我们父亲不断的怀念之情与我们相互之间的姐弟之爱达到了同等强烈的程度”，并为父亲的荣誉辩护。同样一种确凿的具体性与真切感，也呈现于他与母亲、与同父异母的姐姐、与离异的妻子以及与情人的通信之中。应该说这些令人信服的实际内容，对认识与研究拜伦极具文献性的价值。
哈贝马斯说：“十八世纪被称为书信世纪并非偶然，写信使个体的主体性表现了出来。……到了感伤时代，书信内容不再是‘冰冷的信息’，而是‘心灵的倾吐’。如果不得已提到‘冰冷的信息’，则需要予以道歉。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书信是‘心灵的复制与探讨’，书信中充满作者的血与泪”。（见《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第71－72页）拜伦的书信属于感伤的时代，我们从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乐与心灵深处的颤音。
拜伦是不幸的，他先天跛足，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就成了心态不平的暴躁母亲的暴虐对象，处于阴郁的家庭氛围之中。这影响了拜伦抑郁孤傲的性格形成。拜伦还继承了母亲冲动、乖戾与狂暴的性情，甚至还受父系祖先半疯的家族病的阴云笼罩。因而，冲动、狂暴与感伤、抑郁在拜伦身上找到了一种奇异的混合，铸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拜伦式的性格”。冲动与暴烈使他常采取过激的言行，语出辛辣，决不饶人，从而获得了愤世嫉俗、辛辣讽刺诗人的美名。而抑郁伤感的性格倾向又使他在情绪低落时对自己的过激予以否定，加以责怪。两者互为因果地连锁反应，使得拜伦在走向愤世嫉俗的同时，内心陷入孤僻与寂寞。愤世嫉俗愈烈，孤寂感伤愈深。
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拜伦极力将一颗富于激情的心灵依附于友人，将感情寄托到朋友们身上。他大量地给朋友们写信，常请求朋友到他所住的地方去。他的朋友（马修斯）的去世，给他心灵以不可抚慰的重创，远胜于其母亡故给他的影响。他写道：“我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我的生存变成了一种阴郁的空虚”（《致达拉斯》1811年9月7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朋友们在我的周围纷纷弃世而去，在我凋落之前，将是孤树一棵。别的人总是能以家庭作为避难所，而我除了自己的感想之外没有别的手段。”（《致达拉斯》1811年10月11日）
后期的拜伦投身到了意大利与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在写给奥古斯塔的信中，他说，“你问我为什么到希腊人中来，我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拜伦确实在呼唤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时，也不排除拜伦投身到行动中去的选择，客观上使他获得了心灵的依附，他后期所获得的这种支持，使他的心灵变得平静了些，愤世嫉俗也有所减弱，他在朝着一个活动家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漂泊的拜伦那多变的情绪，使他拥有的注定是一颗飘忽不定的心。
拜伦是独特的、傲世的，虽然生命短暂，却是一座丰碑，让世人景仰。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0 5:33:5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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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13 0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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