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名将录(整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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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战史  铁血虎贲>
　　
　　铁血虎贲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德式师
　　转载：战争秘史档案馆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中德军事合作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 “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武器装备
　　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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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
　　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 sFH 18 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个人装具
　　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钢盔。
　　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编制序列
　　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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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制如下：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一） 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 （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二） 师辖2个步兵旅：
　　旅辖2个步兵团：
　　团直属部队：
　　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1个通信连
　　1个特务连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直属部队：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营辖3个步兵连：
　　连辖3个步兵排：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三） 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全师总兵力约1.4万人。
　　附：
　　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军中翘楚
　　即便是在接受德国顾问指导与训练的部队中，德国顾问的参与程度也有深浅轻重之分，有的师全师上下只有一名德国顾问！在所有部队中，接受德国顾问指导最多，德式装备最齐全，训练最充足的莫过于教导总队、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这四支部队了。
　　教导总队，全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顾名思义就是隶属于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部队，在国军中属于示范部队性质。中央军官学校前身就是名闻遐迩的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曾在大革命时期东征和北伐中赫赫有名的黄埔学生军，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走上事业顶峰的开始，所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历来是青睐有加，最先进的装备、最先进的战术训练、最先进的部队编制往往都是先由中央军校来进行实验，而中央军校也一直秉承建校以来的传统，维持着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团级步兵教导部队与若干连营级特种兵教导部队。
　　1930年5月，中央军校正式组建了一支编制为两个旅六个团的教导第2师，这是早期中央军校教导部队的鼎盛时期。这个教导第2师几乎将中央军校的所有新锐武器都收入帐下，其所属特种兵包括两个炮兵团，也就是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炮兵团，再加上骑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学兵营与战车队，可以称得上是虎贲满堂，在整个中央军之中，教导第2师的战斗力仅次于冯轶裴的教导第1师，而日后在抗战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第4师就是在教导第2师的基础上组建的。
　　1931年1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计划下，中央军校正式开始编组教导总队，最初编制为两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官兵主要从原教导第2师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连、骑兵连和军校警卫部队中抽调的精兵强将。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总队长唐光霁少将，出身于西北军，毕业于著名的保定军校，之所以选择唐光霁，完全是因为他科班毕业，尤擅部队训练，而且北伐之后一直在中央军校任职。副总队长朱宗海，曾任教导第2师参谋处处长，原是中央军校的炮兵教官，他负责主持总队的参谋业务。所属两个步兵营主要用于编制试验，炮兵连装备德式75毫米卜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装备的具体应用，工兵连配备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骑兵连则鸟枪换炮，改装摩托车。
　　1932年3月朱宗海升任总队长，1932年9月保定军校6期毕业的高级教官章履和接任总队长。在此期间教导总队都只是纯示范性的实验部队。直到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情况才得以彻底改观。教导总队成为一支野战部队，副总队长周振强和张坤生，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与桂永清是同学。总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主任温祖诠），副官处（主任张炳东），经理处（主任王汉英）。部队扩编为第1团，下辖步兵三个营，团直属炮兵连和通信连，团长由周振强兼任。总队直辖军士营、特务连、骑兵连、工兵连、通信军士连、军官教育队、卫生队、军乐排和汽车队。总队扩编后调防南京孝陵卫（现南京理工大学所在地），位于钟山南麓，国民政府强令搬迁了六个自然村，圈出一大片土地建成教导总队的大本营。
　　1935年1月25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举行授旗典礼，蒋介石亲自到场，并对全体官兵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成为正式的战斗部队。
　　1936年教导总队再次扩编，成为三团制的师级部队，并增设参谋长一职，由符昭鶱担任。下辖第1团（周振强）、第2团（胡启儒）、第3团（张坤生），总队直属军士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连、通讯连、特务连、高炮连、自动车队、卫生队、军官教育总队、军乐排、修械所，并被列为1935年第一期整训部队。
　　1937年9月，教导总队一部参加淞沪会战。同年11月奉军政部命令扩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甲种师。所属六个团中，三个团（第1、3、5团）已完全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南京保卫战中教导总队损失惨重，余部退到汉口后进行整编，与戴嗣夏第46师合编重建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第46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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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卫禁军
　　第36师、87师和88师是一脉相承的兄弟部队。在中央军里，既不是胡宗南第1军系统，也不是汤恩伯第13军系统，更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而是出自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标准的嫡系中的嫡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扈从部队。
　　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六个团）。就这样紧随着蒋介石的地位攀升，他的警卫部队也完成了从卫兵队、特务营、警卫团到警备师的四级跃升。此后，警卫部队编制又多有改动。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师长冯轶裴，该师被公认为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合并为警卫师，原警备师所属第1、2、5团改编为警卫第2旅，原教导第1师所属第1、2、3团改编为警卫第1旅，原警备师第3、4团改编为警卫师特务第1、第2团，原警备师所属第6团被裁撤，人员编入各部。此时的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师直属两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两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
　　1931年3月，在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
　　第87师师长张治中，副师长王敬久，参谋长徐培根。
　　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参谋长宣铁吾。
　　而第36师与上述两师有着极深厚的渊源，1933年9月，正是在第87师和88师两个师的补充旅共四个团基础上，组建了第36师，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矩。
　　由此可见，这三个师的前身都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一直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部署在京畿重地，是最受蒋介石器重与信赖的部队，就如同是古时的禁卫亲军，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的美事，自然就无可争议地落到了这三个师的头上。
　　这三个师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中央军校教导师时代，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就对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师进行过系统的指导性训练，当教导第1师与警备师合编成警卫师后，德国军事顾问也就跟随教导第1师来到了警卫师。
　　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三个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单位，不应轻易将其调上战场。但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三个师都有参加，并担负重任。因此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此向蒋介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蒋介石发生了争执与冲突，这三个师在德国顾问心目中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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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1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改组军事委员会，并命令第十九路军全力防守上海，而德式师的第87师和88师负责南京防务。2月1日，国军再次调整京沪地区部队部署，第61师将江阴防务移交给第87师，开赴上海大场；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作为第十九路军预备队，另以一个团加强江阴要塞防御力量。
　　2月中旬，日军第24混成旅团、第9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鉴于日军增兵上海，十九路军势单力孤恐难持久，时任87师师长张治中向蒋介石主动请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分驻京沪、京杭地区的第87、第88师组建成为第5军，由第87师师长张治中兼任军长，统一指挥第87师、第88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此时总队长为唐光霁）和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等部开赴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序列。此时的第5军汇集了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全部是德式部队，是中央军系统内的绝对王牌精锐！这样的嫡系精锐尽数投入，国民政府抗日之心可见一斑。
　　第87师261旅在旅长宋希濂率领下首先从南京出发，并于14日当天正式接防上海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第87师259旅也在旅长孙元良（台湾著名影星秦汉之父）率领下于15日进抵南翔。与此同时，第88师也从经沪杭线开到南翔附近集结待命。
　　2月16日上午张治中率第5军军部从南京和平门登上火车出发，于当天到达南翔，开始部署所属部队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第5军在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展开，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其中第88师防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第87师担负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教导总队之一部警戒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以上部署于18日接管完毕。张治中同时担任左翼军指挥官(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官)，第5军军部也由南翔前推至刘行镇。
　　日军第24混成旅团从2月20日晨7时30分起，即在重炮和飞机支援下，向庙行猛攻，坚守庙行的第88师顽强抵抗，给予日军重大杀伤，阵地屹立不动。入晚之后，日军继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枪炮声竟夜不绝于耳。88师阵地工事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大都被毁，但是官兵隐蔽于破损战壕内，沉着不动，直等日军步兵接近，才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继而以肉搏拼杀。就这样血战两昼夜，日军累次攻击均因死伤累累不支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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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晨，日军乘大雾弥漫突入庙行镇东面大小麦家宅88师264旅527团3营阵地，营长陈振新亲率部队反击，但在日军猛烈炮火拦阻下未能击退日军，陈振新战死于阵地，88师副师长李延年亲自督率264旅迅即投入全部预备队封堵缺口，战况殊为激烈，88师直属工兵营营长唐遁阵亡，264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黄梅兴都负了伤，仍未恢复战线，由于庙行阵地被突破，整个第5军战线都受到严重威胁，军长张治中亲率预备队教导总队主力（欠一个营）驰援，并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增援庙行；防守蕴藻浜北岸的87师261旅宋希濂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掖敌侧背；第88师也抽调部队对日军突破地区实施反冲击。右翼军十九路军得知庙行危急，也于9时许下令在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发起反击，第61师张炎副师长率第4、第5团由江湾西北的竹园墩出击，策应庙行守军。就这样，教导总队和87师259旅在庙行正面，261旅在左，61师两个团在右，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经激战后日军除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继续负隅顽抗，主力仓皇败退。日军残部直至晚8时30分，才被完全肃清。这一天的庙行战斗，战况之惨烈为一二八事变开战以来所未见，仅88师就有正副旅长负伤，营长伤亡9人，连排长伤亡20余人，士兵伤亡逾两千。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26日，国民政府发电嘉勉：“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
　　从25日起，日军改变战术，集中第9师团主力猛攻87师麦家宅阵地一点，至26日8时，日军经过10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向麦家宅阵地发起总攻，此时87师防御工事已全部被毁，守军伤亡惨重，因此阵地于11时失守。第十九路军立即调集61师和78师增援，以有力的反冲击将刚攻入阵地的日军逐退。
　　2月29日，日军第二批援军第11师团抵达上海，日军兵力增加后即于3月1日在淞沪全线发起攻击，特别是第11师团一部于晨6时在我军战线侧后的浏河七丫口登陆。尽管国军统帅部早就指示应对浏河一线严加关注，并至少应部署三个团的部队。但是连日激战，前线各部伤亡均很惨重，在兵力部署上实在是捉襟见肘，因此在浏河绵延数十里一线，此时兵力只有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和冯庸义勇军的一个连！日军登陆后，连陷浮桥、浏河镇等地，并向茜泾要隘猛扑，守军教导总队的一个连拼死力战，伤亡殆尽。张治中一面急调261旅两个团驰援，企图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一鼓歼之，一面报告蒋光鼐总指挥派兵增援。
　　261旅接到驰援命令后立即以521团、522团于9时许从顾家宅汽车站出发向浏河增援，但是只征集到汽车11辆，每次只能运送一个营。宋希濂旅长只好率先头部队521团第1营乘汽车出发，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后，即令521团第1营唐德营长率部迅速向茜泾营前进，尽快占领茜泾营，掩护后续部队展开。第1营刚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就遭到已占领茜泾营日军的射击，双方尖兵随即发生遭遇，由于距离极近，前哨部队之间展开的全是白刃肉搏。
　　直到下午3时许，521团团长刘安棋才率第2营到达浏河。日军飞机对浏河车站进行狂轰滥炸，汽车和车站附近的民房全被炸毁，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增援速度大受影响。而此时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日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低空飞行，对国军阵地实施密集轰炸，一时间落弹如雨，而浏河水域的日军军舰也以舰炮开火助战。4时许，日军主力向521团左翼迂回，而右翼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已死伤殆尽。这样在茜泾营苦战的521团1营，就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局面，加上日军海空火力轰击，伤亡过半。但全营官兵奋勇应战，甚至以残破之师几次冲入茜泾营镇内，与日军肉搏，终因日军火力灼烈，兵力又是众寡悬殊，未能得手。
　　下午6时，521团第3营才赶到。宋希濂旅长命令第1营坚守现有阵地，阻敌前进，第2、3营迅速沿浏河南岸布防，等待522团到达后，再乘夜反击。一直到深夜11时，522团因路程过远，又是徒步行军还没有到达。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抵抗数倍之敌，自中午至深夜，使敌人未再进寸步！此战中我军将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使敌以一个师团之众止步于茜泾营，而不得越浏河半步。教导总队之一个营孤军死战，521团之仓卒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解全线被围之危。同时，正面我军各部均遭到优势之敌全面压迫，我军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下午3时，第7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第5军右翼暴露，而预备队早已用尽，战线之空隙也无法补充，但是各部均竭力支持到天黑，才退守杨焕桥、水车头、谈家宅、孟家角一线。
　　鉴于浏河一线局势危急，又再无部队增援，面对整个战线侧后的这一无法弥补的缺口，蒋光鼐总指挥不得已于当晚21时下令全线撤退。
　　就在部队总撤退中，德式师也打出了威名：根据蒋光鼐总指挥的名利，第5军以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向罗店及浏河方面警戒。
　　晚9时30分，张治中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命令第88师由马桥宅向嘉定城撤退，第87师259旅由唐桥向娄塘镇撤退，261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向太仓撤退，独立旅第1团向蓬阆镇撤退，第2团则在钱门塘集结，第78师156旅也向嘉定集结。各部队接令后，都按时分路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第5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
　　就在各部奉命向新阵地嘉定、太仓转进时，第87师259旅517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与日军开展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最惨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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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子夜1时许，517团由庙行行抵娄塘附近宿营，此地距离浏河仅十五华里，全团官兵迭经多日苦战，积疲未苏，征衣犹湿。忽然千余日军，自浏河猛扑而来，517团布置在娄塘镇、朱家桥、四竹桥的三个前哨连奋起抵抗。战斗打响后，日军兵力越来越多，其火炮也开始向国军阵地轰击。这三个前哨连所担负的警戒线达三千米之宽，且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力量相当薄弱，三处前哨阵地均遭重围，但各部均死战不退，将来袭日军抑留在娄塘附近。激战一直持续到3日8时，日军主力约四千人赶到，开始向517团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向国军右翼迂回。此时国军正在加紧构筑工事，匆促应战，兼之兵力终寡悬殊，日军竟突破前线阵地冲到朱家桥北岸517团团部门前，全团战线岌岌可危，就在此万分紧急关头，第1营第3连奋勇冲杀，将突入阵地之日军击退。
　　10时许，第259旅旅长孙元良急赴517团团部指挥作战，督令所部必须顽强抵抗，张治中闻讯后一面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第1团迅速增援，一面令位于太仓的261旅前出掩护259旅左翼，并令嘉定的88师固守嘉定城，屏障259旅的右翼。
　　此时娄塘一线日军已增至七八千人，攻势一浪接一浪，而517团孤军力战，弹药已将告罄，中午过后，各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日军越娄塘镇连占附近各村落，兵锋直陷贺家村。在葛隆镇指挥作战的孙元良旅长，于15时，亲笔书信一封，命人急送张治中军长：517团现受日军包围，团长失踪。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火速转移。
　　张治中接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孙元良，告诉他独立旅第1团即可到达，517团坚持到日落后即向葛隆镇撤退，在河川岸线占领阵地。16时，援军独立旅第1团终于到达葛隆，迅即控制最后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这时517团已到了最后时刻，朱家桥左翼也被日军突破，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冲击，在日军机枪火力下，我军战士前仆后继，有进无退，杀声震野，势不可当。日军竟然挡不住这一支部队的决死冲击，向后退去，娄塘镇之危遂解。517团残部一直杀到外冈与88师会合，后经昆山转赴新阵地。
　　娄塘一役，日军集中主力企图突破嘉定、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国军退路。若不是517团奋勇死战，一旦日军趋葛隆，陷钱门，直下铁路，第5军和第十九路军的退路就全断了，那后果是不堪想象了。
　　此役，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壮烈殉国，还有阵亡军官包括两个连长、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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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下午，就在517团血战娄塘之时，第5军又接到蒋光鼐总指挥电令，后撤到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一线。第5军奉命撤退，第88师撤至常熟，87师261旅撤至白茆新市，259旅撤至石牌，军部进驻东塘墅，独立旅第2团及教导总队撤至东塘墅。3月5日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再战。
　　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至此结束。5月7日国民政府命令第88师开驻武汉，第87师驻常熟，后调南京。
　　第5军在淞沪抗战中，军官阵亡83人，伤242名，失踪26人；士兵阵亡1533人，伤2897人，失踪599人，合计阵亡1616人，伤3139人，失踪625人，伤亡总数高达5380人！——德国军事顾问为此痛心不已！
　　福建事变与围剿红军
　　1933年9月，刚组建还不到一个月的第36师即开江西抚州，作为北路军的预备队，参加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1月11日，红军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军红三军团驰援，36师也奉命增援，与红三军团在八角亭东南发生激战，红三军团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出战斗。
　　刚刚结束与红军的作战，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并派人与红军接洽，谈判停战和合作，史称福建事变。
　　蒋介石分析形势后，决定立即从抽调嫡系部队入闽，讨伐福建“人民政府”和其武装力量第十九路军。
　　德式师的第87师和88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铁路开赴衢州，组成第四路军，在张治中的统一指挥下，由闽北向南攻击。而第36师则归卫立煌指挥的第五路军，在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
　　第36师穿越闽西北苏区，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中连续行军二十天，于1934年1月10日到达邵武，休整两天后经洋口向延平进军。
　　延平城位于闽江上游，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会合点，江面水深流急，又多险滩暗礁。延平城东、南、北三方为三条河流环抱，西面则是高山峻岭，西的九峰山尤为险要。而且刘和鼎的第56师在此经营多年，在西面群山上修筑有大量坚固工事，天险加上坚固工事使延平成为易守难攻之地。因此蒋介石只要求36师相机攻击，以牵制敌军兵力，待正面攻击奏效后，再共同歼灭延平之敌。第36师师长宋希濂亲率各旅团营长对九峰山的地形及敌军阵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发现在九峰山的第四第五峰间，树木茂密，工事亦不坚固，便决定先以211团对第八、第九峰进行佯攻，而以全师老兵最多的第215团于夜间先隐蔽运动到九峰山麓，再利用树林逐步接近第四第五峰，发起突然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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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第36师先集中炮火猛轰延平西北高地，第211团在飞机掩护下发起攻击，攻下了敌军阵地的几个支撑点。午后，211团以两个营的兵力猛攻第八、九两峰，诱使守军以为36师全力猛攻，便从右翼部队抽调兵力增援。正当第八、九峰战况正酣时，215团选择敌军防御薄弱之处突然发起攻击，仅遭微弱抵抗，不到十分钟就占领了第四第五峰。这一战果彻底动摇了守军的决心，其在九峰山一线的有组织抵抗很快瓦解。九峰山一失，延平守军自知屏障已矢，难以固守，遂于次日向中央军接洽投降。蒋介石知道36师的战绩后，亲笔写下嘉奖令，用飞机空投给36师，并于当晚通令全军嘉奖。
　　36师在克复延平后即挥师向闽北重镇古田前进，与张治中指挥的第四路军会合，就这样三个精锐德式师在福建前线会师。张治中见古田城防坚固，为避免伤亡派人入城与劝降，守军见援兵无望，中央军兵力却在不断增加，而坚城延平失守对于守军打击甚重，于是同意投降，中央军因此兵不血刃而下古田。几乎同时，闽北另一重镇水口也被中央军攻占，福州门户洞开。而集结在闽南的中央军也正向仙游推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陷入了中央军四面包围。其首脑人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等人，在大军压境的危急情况下仓皇由海路乘船逃往香港，仅由蔡廷锴率十九路军主力向泉州方面撤退。36师在追击中曾与十九路军后卫发生激战，216团团长王作霖阵亡。第36师师长宋希濂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对阵的是十九路军第49师，其师长张炎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是61师的副师长，曾一起并肩作战，交情颇深，便写信劝降。张炎随即回信，并附有致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份密码电报，原来张与中央早有联系。
　　中央军占领福州后，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节制所有在福建的部队，第87师担任了福州及闽东地区的警备任务，而第88师返回南京。
　　而在泉州的十九路军残部已被团团包围，蔡廷锴见大势已去，只身离开部队。中央军每天派出飞机在泉州上空散发传单，告之中央军所在位置，说明十九路军已完全陷于重围之中，劝其派出代表接洽投降。同时中央军派83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前往泉州劝降。（符是广东人，与十九路军的一些中高级军官熟识），在军事和政治双重压力之下，再加上与中央早有联系的毛维寿、张炎等力主和平解决，最后，十九路军余部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条件，各军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中央另派人接任，原十九路军的军、师、团长由中央资遣出洋或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高级教育班学习。协议签署后，十九路军余部开出泉州到仙游、莆田一带整编。因十九路军中反蒋意识很强，蒋介石恐有不测，便密令嫡系部队36师采取突然行动收缴十九路军余部武器。随后，这些队伍便被陆续送到河南等地整训，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换成了中央军校出身的，这几个师也就逐渐中央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奋战的十九路军就此消亡。而曾与之并肩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德式师，竟然成为平定福建事变的急先锋，双方从昔日生死与共的袍泽变成干戈相向的对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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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师在此期间还参与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枪决中共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出生，江苏常州人，原名懋淼，号熊伯，后改号秋白。1920年访问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参与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第三次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回国，同年9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1933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人民教育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瑞金。
　　1935年初，苏区斗争形势更为险恶，瞿秋白病情加重，中央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后，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也加入队伍，中共福建省委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
　　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被当地地主武装发现，并立即报告了驻扎在当地的福建省保安十四团第二营，第二营随即对护送队发起攻击，战斗中护送队被击溃，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行动不便的瞿秋白和张亮、周月林等人则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发现俘获。瞿秋白谎称自己名叫林琪祥，是红军中的医生。张亮供称为周莲玉，是被红军“绑票”的，周月林供称为黄秀英，是红军护士。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认为林琪祥很可能是共产党“要人”，连夜对瞿秋白进行严刑拷打，但一无所获。
　　2月26日瞿秋白被押解到上杭，囚禁于上杭县监狱，其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直到4月10日，国军第8师俘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才知道瞿秋白已经在濯田地区被俘。第8师师长陶峙岳立即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的第36师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对俘虏进行全面复核，保安第十四团根据36师的电令，于4月25日将林琪祥解送长汀36师师部，并将已经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张亮、周月林随即供称“林琪祥就是瞿秋白！” （张、周两人后又公开发表“反共悔过书”，于 1935年9月20日各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提前获释。）
　　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关押在长汀中学里的第36师师部，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人对瞿秋白进行审讯，在叛徒郑大鹏（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在师长宋希濂的指示下，36师上下官兵对瞿秋白口称“瞿先生”，并给予了生活上的优待。6月2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密令蒋鼎文：“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由于中统特务王傲夫和陈建中还在做劝降工作，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等王、陈劝降不成，，蒋鼎文、李默庵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36师迅速执行处决。
　　6月18日，早晨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同时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9时20分，瞿秋白在36师政训处长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囚室，步行约2000米，来到位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一路上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步而行，不时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当日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宋希濂晚年的回忆中，对此事件深表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