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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值得记忆的文化“面孔” [复制链接]

流水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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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小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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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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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9 17:14:2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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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的过往如同一场盛世电影，在底片上，我们寻找需要留存的文化影像。　“记忆2007”？
　　是的，2007年有太多值得记忆的文化事件和面孔。
　　和大多数传媒一样，我们对中国2007年文化的盘点，也注重所选人物和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但和大多传媒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视野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名人（比如王朔）上，而且还停留在“非”精英甚至“反”精英（比如许三多、张健民以及熊猫烧香的制作者李俊等）上。除此之外，我们关注这些文化是否具有提升民智的作用（比如百家讲坛、国家大剧院），是否对社会各种行业机制进行了拷问（比如纸包子事件），是否对底层民众具有相应的人文关怀（比如打工诗人），以及在宏观背景上，是否对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命运有过反思，以及建设意见（比如杨显惠、张纯如）……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以上括号里的被提及者，在2007年的林林总总中，现出了他们的面目。

　　许三多：不仅仅是简单
　　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的热映，让主人公“许三多”成为2007年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
　　一个在卑微中站起来的小人物，何以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被“厚黑学”、被“精英训练”控制着的时间太多、太久了，许三多让许多现代人看见了被竞争和效率淹没了的“本我”和“本真”，唤醒了人们对遥远“故我”的记忆，他质朴的为人、简单的方式、踏实的进取精神以及“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等话语，无一不曾构筑滋养了我们成长日后却被我们荒芜了的精神家园；而他对“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也契合了现代人对团体意识的内在需求，以及对自我追求的鼓舞和约束。许三多的火爆既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矛盾，又体现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热望与回归——与许三多共鸣，就是与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共鸣，与祥和、简单、快乐、进取共鸣，与功利、贪婪和解。

　　王朔：消逝的人文精神
　　2007年，作家王朔在沉寂7年后高调复出，先炮轰80后和红学家，接着矛头直指余秋雨、季羡林、金庸、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叫骂遍及歌坛、电影圈、作协系统、知识分子、拜金主义、北大中文系、禁烟、版税等方方面面。骂声中，伴随着365万元高额版税的噱头，王朔新作《我的千岁寒》出版，似乎印证了此前不少人对他“开骂实为自我炒作”的质疑。
　　王朔早期作品大多描写青春的飞扬、苦闷，对约束的挣脱以及挣脱后的迷茫与痛苦，体现了人性向恶的快感和向善回归的抉择；后期作品似乎只有《致女儿书》，体现了世间父爱的可贵。如果说他前期态度或有不恭，价值观倒并不低俗，那么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一些人认为秉持了一贯的真性情和勇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切实地落实了一个词——堕落，展示了物欲时代名利至上的功利主义哲学，集中了很多文人、名人所具备的最坏成名要素——吸毒、不顾廉耻、肆意炒作、自私自利以及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应有的人文底线……记住王朔，就是为了让人们时刻警醒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是否已经浮躁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并对以王朔为代表的“成功群体”、“成功哲学”进行多向的反思。

　　百家讲坛：打造中国知识分子的品牌
　　2007年，百家讲坛争议依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年，百家讲坛已经成功塑造起了整体性的品牌形象。登上这个讲坛的人，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蹿红为全国性的明星学者。而他们讲授的内容，也会成为人们热议的文化话题。
　　较之媒体娱乐功能的无限开发，百家讲坛既让我们看到了普罗大众对文化知识和精神食粮的渴望，也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正在学习走出书斋，借助大众传播来推动文化复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应该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承担起人文精神构建和倡导的职责。百家讲坛或许只是开始，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和示范：只要平台搭起来了，公众的视野中就会不断有一流的人物出现，有大师出现。

　　张健民：与奥运精神的扭曲对接
　　2007年7月４日，在一片争议声中，张健民8岁的女儿小敏从海南三亚出发，按父亲的意图，历经50多天后跑到北京。这个活动被冠以一个耀眼的名字——东方小神鹿万里长跑迎奥运。
　　2007年是喜迎奥运的一年，在奥运激情的刺激下，举国上下都像是发动起来了的机器，自此轰鸣不已。只是，张健民用这一极端的方式来宣扬奥运，却值得人们警惕和反思。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或者灌输给尚无完整个人意志的女儿，事实上已经侵犯了女儿的人生。张健民一心一意要让女儿成为世界冠军，这种愿望本身看起来就虚荣而病态。虽然张健民无疑是心仪奥运的，但是他着重的并不是“贵在参与”根据个人情况量力而行，而是期盼着子女能在未来的奥运舞台上披金戴银，借此获取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的大翻身。不能不说，他是将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结，与奥运精神进行了扭曲的对接。
　　——问题是，像他这样与奥运扭曲着对接的人和事，谁又能说清究竟有多少呢？

　　国家大剧院：重点是“核”而不是“壳”
　　2007年9月底，历时9年建设的国家大剧院正式竣工。经过7台剧目23场试演出之后，剧院于2007年12月底开始进入首个演出季。但是，剧院的建成并未终结围绕国家大剧院长达10年之久的争论。如果说，10年前，争议的焦点是“壳”——其造型和造价问题，那么，伴随国家大剧院的落成，取而代之的则是有关这个中国顶级剧院的“核”——票价和剧目等问题的争论。
　　其实，作为代表中国最高档次的剧院，形式终究是为内容服务的。目前中国大陆各地最缺的并非剧院的硬件，匮乏的是懂创作也懂市场的管理人才、合理的演出机制以及优秀的剧目等软件。对于国家大剧院来说，票价是否合理、剧目是否精彩、能否真正实现其创建的宗旨——“人民性”才是大剧院发展的关键，否则，没有审慎的眼光、广博的视野和坚守的门槛，再精美豪华的硬件设施照样会令观众失望。记住国家大剧院，记住一个道理：没有“核”，再美的文化建筑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壳”。

　　林光常：欺骗，以健康的名义
　　2007年9月，以畅销书《无毒一身轻》而风靡海峡两岸的台湾“排毒教父”林光常，以商业欺诈罪被台湾地检起诉求刑7年，给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养生书热潮打上了一个惊叹号和问号。
　　养生书籍的疯狂畅销和养生明星的风起云涌，其实契合了老百姓追求健康的心理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获得更多的健康知识，改变危害健康的生活习惯成为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但是，与需求的迫切性相比，在生活中，人们却缺乏获得科学养生知识的权威渠道。政府没有在健康教育普及工作中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市场上养生书籍和保健品的监管和准入政策，亦有待完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强自我甄别能力和抵抗力，勿偏听，勿盲从，不要为了追求养生而失去了健康。

　　李俊：网络江湖的另类“人才”
　　2007年初，因低学历而在现实社会中到处碰壁的李俊，“转战”网络江湖，将一排排憨态可掬、颔首敬香的熊猫形象变成互联网世界里噩梦般的记忆。
　　案发时的李俊，仅25岁有余。通过“熊猫烧香”在网络江湖中的高超“炫技”，他不仅发泄了对抗现实的快感，也满足了作为熊猫烧香帝国“毒王”的虚荣心。而这种在虚拟世界寻求英雄幻想的诉求已经成为当下另类少年的典型状态，这个群体的日渐庞大不能不引起我们关注和深思。当我们开始痛心李俊在挫折和打击面前，没有坚持不懈等待、寻找发挥才能的机会，而是选择了铤而走险，用极端的方式来报复现实社会时，也要好好想想，现实江湖究竟该怎样做好准备、用何种方式来对待和接纳已成长起来的这群电脑新生代？

　　《色，戒》：偶然的政治意外
　　有太多理由让《色，戒》成为2007年中国最受关注、最具争议，也最让人难忘的文化面孔。如果单以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色，戒》不过是李安又一部制作精良、细节生动的作品。不过，在众说纷纭的漫天声浪之中，影片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化价值。有人斥责李安在历史观上颠倒黑白，为汪伪汉奸“翻案”，诋毁、蚕食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精神；有人认为李安侮辱剧作原型抗日英雄郑苹如，是践踏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也有人为李安辩护，声称艺术评论应该围绕艺术作品本身，而不该“上纲上线”。所有的争论最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针对当下的很多艺术创作而言，“自由”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艺术家是否应该拥有完全自由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方式，必要时可以抛弃某些家国大义、道德底线，甚至不必尊重历史而以今人的世界观来消解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这一问题的争论和思索，也许是《色，戒》对于2007年的中国最大的启示。

　　訾北佳：假作真时真亦假
　　2007年7月，一条“纸包子”新闻传遍大江南北，直至远播海外，与西方媒体正在接连披露的中国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相呼应。旋即，中国官方以罕见速度发现“纸包子”为虚假新闻。始作俑者訾北佳于16号被捕，8月12日因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款1000元。
　　“纸包子”事件触及了一个大众熟悉却不了解的行业：媒体。通过后来的政府整顿，人们知道了新闻行业也有“民工”——即光给某个媒体干活却享受不到正常待遇、拿不出国家机关认可的记者证的“假”记者。据说，此事件导致数千这样的新闻临时工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纸包子”事件还挑战了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底线——当新闻都可以“制假售假”时，处于信息接受链末端的普遍老百姓，还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呢？
　　只不知人们有没有这样回想：在这样一个信息繁杂的时代，真新闻老百姓都不信的何止千千万万，他们却何以这么轻易地就相信“纸包子”了呢？它是否最近距离地逼近了假冒伪劣无所不在的社会真实，以及老百姓毫无安全感的心里恐慌？
　　一条假新闻，揭露的何止是一个真现象啊！

　　人肉搜索引擎：一把道德的双刃剑
　　通缉“虐猫”事件中的嫌疑人，追查“功夫少女”事件的幕后黑手，寻找“周老虎”事件中年画虎的来源……2007年，一场场由网民发动起来的战争显示了网民的强大力量，人肉搜索引擎充分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
　　通过广聚五湖四海的网友，以问答式的搜索方式，人肉搜索引擎实现了对搜索对象的全面分析和解答。通过人肉搜索，网民从不明真相的时代，进入眼睛雪亮的时代：任何疑问都能在网络上通过人肉搜索得到回答；但是另一方面，人肉搜索引擎也是一把道德的“双刃剑”，当“网络通缉令”发错的时候，保不准就有个人手机和家庭住址等私人信息被公布在网络上，甚至连“8岁女儿是领养的”这类极其个人的隐私也有可能被人公布，这时，人肉搜索的结果无疑已经趟过道德的底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的力量虽然是无穷的，但在遵循网络道德的前提下善用人肉搜索引擎才是最英明的抉择。

　　2007年让我们记住的，显然远远不止前面列出的那10张面孔。浩瀚人群，深沉如海，其间自有朵朵浪花，裹卷住我们或警醒、或感动的记忆。
　　最汹涌澎湃的情感和力量，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平凡人身上。比如，那个身材瘦小、神情羞涩的“打工诗人”郑小琼。白天她在流水线上与冰冷的机器默然相对，晚间则将对这个不公正世界的挑战与蔑视汇成诗歌。她见惯了烧得通红的铁片，见惯了密密匝匝的钢针机，见惯了冲床压断的手指，却见不惯这个世界的歌舞升平。郑小琼的诗是灰色的，眼中的世界亦是灰色的，这种灰色让她拒绝加入作协，却阻挡不了她成为2007年最受关注的80后诗人。她的作品，如此怨愤，如此苦难，如此粗粝，却直指人心。
　　然而，说到苦难，郑小琼的诗歌无法与杨显惠的纪实文学相比。在回顾“反右”50年之际，杨显惠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997年，年过半百的他曾孤身深入河西戈壁荒滩，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经过5年的寻访和写作，100多位当事人的叙述化为字字血泪，一本《夹边沟记事》重重揭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道惨痛的伤疤。2007年，杨显惠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又向人们走来，这一次，是1960年左右“大饥荒”时期的饥饿与死亡成为留在读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纷乱词汇。人们也许不会“喜欢上”这样的文学作品，但却无法不敬佩杨显惠的努力——他是怀着悲悯之心还原、反省和思考真实的历史，为中国越来越窄化、僵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贡献出难得一见的佳作。
　　当然，人生不只有苦难。又或者，正因为人生苦难，人们更愿意去接近阳光、鲜花，以及所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2007年对于台湾来说，是嚣乱而令人失望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台湾人用罕见的热情，去关注和赞颂一位在异国他乡为中国人赢得美名的同胞。王建民，传奇的棒球投手，其领导型的体育明星特质让他在美国老牌劲旅“洋基队”占据先发投手的主力席位。在帮助“洋基队”连续两年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拿下十九胜之后，王建民的巨幅广告竖起在台北西门町街头。2007年11月，王建民返台度假，台湾媒体争相报道，民众更是送上“台湾之光”的封号。有人评论，王建民现在是“台湾暗淡局势下唯一能让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像是一缕阴霾下冲出重重云层的阳光，让人们感受到冬日的一丝丝温暖。
　　而2007年的香港，同样迎来了鲜花和掌声，这一年，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10年来，香港作为一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而这片土地的主人“香港人”也在10年间再次经历了寻找身份认同的痛苦挣扎。香港是谁？应该说，2007年，香港人应该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当他们再次唱起《狮子山下》的时候，他们显得那么自豪，对自己的身份那么明确。让我们记住2007年的香港人，他们跟这块曾飘零100多年的土壤一起，在2007年绽开了春花般的烂漫。
　　人世也如同一场季节。有人正如春花般灿烂绽放，有人已如秋叶般静美坠落。2007年，我们送走了许多人，那其中，陈晓旭牵痛了许多人的心。从她的落发为尼，到她逝世的消息传出，时间不过只走了3个月。“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蛰病可相思？”人们像《红楼梦》中林黛玉“问菊”一样追问陈晓旭的死因。有人叹息她不该不信科学，只知求神拜佛；也有人可惜她毅然出家，终究不是因为顿悟禅机——莫笑世人这一番痴狂，花落人亡，本就是亘古伤心的悲剧。逝者逝矣，留下的是一个绝难超越的“林黛玉”荧屏形象，以及人们对于“红颜薄命”的无尽感慨。
　　同样是英年早逝的红颜，张纯如也是2007年人们常念的名字。尽管这位华裔女作家早在3年之前自杀身亡，但去年发生的3件大事又唤起了人们对她的记忆：美国导演比尔·古登塔格、丹·史度曼根据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创作的纪录片《南京》在内地影院上映；反映她创作这一作品过程的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在北美地区上映；在英文版原著出版了10年之后，“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之际，日文版《南京大屠杀》终于在日本出版发行。当初，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张纯如不但要艰苦地投入调查、采访和写作，更逼着自己长期直面人性中最恶劣、最残忍、最血腥的一面；她最终写成了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对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但她的灵魂也为之承受了地狱一般的煎熬。最终，像讲述完奥斯维辛记忆的苏菲那样，张纯如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在她的作品依旧在为她发言，并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回响，警示着人性中隐藏着最可怕的扭曲与罪恶，呼唤着必要的历史态度和基本的人道主义。于是我们发现，原来人真的可以不朽；如果他（她）拥有正义、智慧和大爱，那么什么都不能把他（她）摧毁，即使死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