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到3500，我要感谢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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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到3500，我要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有着上帝恩赐的经济头脑，却从不在股市中操作，他只做他认为“看得见”的生意，每年出手一次或两次，八年来没有哪次收益低于50%的。他醉心于对谋略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方式和方法”，他也看股市，但他的兴趣却是“主力的意图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意图，最好的操盘方式是什么”。这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处在一个全体热衷于权力的环境当中。。。。。。
他从不干涉我的操作，在5500时，我已经将手里的题材股清仓，这与他无关，当时手里还有三支股票，人寿、石油和中船。他和我谈过两次，认为5500之前的4700不是底，而我坚持权重已超跌，有一波权重的行情。他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三支股票全部清仓，石油卖出的价格是30多一点。并且宣布全面“接管”我的股票帐户。为此，我表达了“最最严重的愤慨”，因为，他的行为违反了我“他由我全面接管”的根本宗旨，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几近“全面恶化”。我也因此没有操作两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一直关注的一支题材股上周出现补跌，5天跌去32%，他又将帐户交还给我。此时离3.22只有三天时间。
以下是他的思路：
1、观念上：中国传统上认为所有的财富符号——货币，都是建立在实际财富之上的，如：土地、黄金等等，其支撑点为实物。美国是一个将货币建立在债务上的国家，就是说在美国只要你敢打借条，就有人敢给你现金，当然你要让人相信你一定能还。其支撑点为信心。因此只要美国人能找到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点，就可以提前制造出大量远远超过现有实际财富的货币，供美国人发展经济和消费。这种操作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对，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美国人所找到的财富增长点必须实实在在的实现财富增长，也就是说信心不能垮。
2、实际上：美国能在本土永远找到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点吗？这里面也有一个供和求的关系。如果对货币的需要超过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点的实际供应量，那么将目标转向本土之外几乎是唯一的选择。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美国没有征服的国家？二个吧：中、俄，还有比中国更好的能确保实现财富增长的地方吗？潜力巨大、成长性好。。。。。。
3、历史上：美国本土只有过两次战争，却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战争中留下了身影，可以肯定的说，战争是实现将财富增长点从你手里变到我手里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果没有战争，至少也要造成一场经济危机，就象日本一样。
4、几件事情：牛市了、奥运了、次贷了、美元不值钱了、人民币升值了、有几个省暴徒上街了、科索沃独立了，3.22来了，俄国坚定站在中国身边。。。。。

希望以上4点让你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也有庄家，叫美国，还有不多的大户，其中一个叫中国，庄家在打大户的坏主意了。
精华：
一、庄家的操盘计划：帮助你牛市吧，支持你奥运吧，找件事让你高兴啊、忙啊，让科索沃独立吧，暴徒上街吧，刺激一下小岛上的人吧，如果有战争，那叫一个爽，肯定要买大量的物资吧，肯定钱不够吧，因为美元不值钱了，你的外汇缩水了，找我借吧，国为你拿人民币别人不认啊，行啊，坐下谈吧，把你的货币主导权交给我吧。我美国人从来不想利用武力去控制一个国家，只有用货币去支配，战争，手段而已。中国以后，俄国，然后，好多的国家，一个**，全人类的财产，由美元定价。。。。。。
二、大户的应对之策：牛市和奥运送上门的，岂有不要之理，我会530啊，科索沃不关我事，暴徒只是作秀，倒是3。22有些麻烦，交给小民投票的事哪说得准啊，分析可能性不大，但也得防啊，怎么防，在实质性的恐慌发生造成崩溃之前，边打边撒吧，4700，4500、4200、一路下来直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条件：必须进可攻，退可守。。。。。。不信，你看3.22之前的点位3516，还是长长的下引。还有，我告诉你了，基本面没有变化，要相信我（如果基本面变化了，就别相信了）。其实，这些东西你都知道，就是没有分析研究，老是让我说，我怎么说啊，说出来恐慌让美国人笑话啊。。。。。。
写下这段文字，一是因为3.22结果已经出来了，二是因为我不想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和我之间，我是庄家。
他在退还股票帐户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类历史上经济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单独存在过，哪怕是在标榜经济最自由的美国。不懂政治是从事经济最大的危险。所以才叫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学家或学者只是操盘手，大老板才是庄家。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操作股票了，因为他在学习一门更大的政治经济学。。。。。。[ecms9]

伊蓝

[ecms2]   货币战争  中国股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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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近200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当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的书，该书的娱乐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过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市场暴跌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谬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 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 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巴林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受到各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编著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 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

    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

    《货币战争》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致；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编著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 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

    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

    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人们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12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 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

    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这一点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里程碑，而《货币战争》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100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胡祖六为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伊蓝

高盛集团
美国的智囊团  他们说的话。。。
想到国内银行改制 请高盛的人来帮忙 就无语

蓝黑永不褪色

1楼和3楼,楼主引述的不是信心.而是信用…

一字之差,千壤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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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蓝黑永不褪色 于 2008-3-23 22:33 发表
1楼和3楼,楼主引述的不是信心.而是信用…

一字之差,千壤之别啊.

我是转帖的
保持原文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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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伊蓝 于 2008-3-23 22:29 发表
高盛集团
美国的智囊团  他们说的话。。。
想到国内银行改制 请高盛的人来帮忙 就无语

我们现在学习的教材那本不是美国人写的
不过很鄙视银行改制

伊蓝

信心是建立对经济运营中间代货物的控制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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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6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 ！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过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 ！ 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到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 。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

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都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千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

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叮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等。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千人，把这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圆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了离开了。这位仁兄，象是对着我，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脚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圆）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比"，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 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那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千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中航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相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在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 （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 96年...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

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象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有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 "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救 "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买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超过50亿元的投入，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象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利（现为山东省长）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 "，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习经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矛，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从美国去回两次，自掏腰包化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吗，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骨架结构

MD，这哪儿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