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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侮国士，其弊甚烈！ [复制链接]

行在阳秋

(U17)Alli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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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楼主

发表于 2009-1-6 11:34:0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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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朝之亡，迩来已近四百载矣。洎皇明末造、昭宗殉难以降，大明灭亡之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曰亡于流寇说，有曰亡于夷狄说，有曰亡于橐腐者。建夷所撰之《明史》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或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黄梨洲则言：“天下之大害，为君而矣！”杂说纷出，新论铺天，于今仍争执不休。其妥帖得理之正解，俾时而定，俟高论之出，尚可为之备完。
   兴亡之理，未可轻判。存亡之要，或未易量。以吾观之，我朝之轻侮国士、虐待豪杰，亦为不可易之因也。孟子曰：“君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寇雠。”岂非圣贤之至理乎！
   太祖立国，甚不喜于孟子，几欲撤亚圣之庙享。落于国政，太祖则弃亚圣之言，焉不悲哉。太祖虽有高明肇运，万世之功，而此绝圣弃智之举为其最下之瑕疵。洪武间，太祖杀戮国士、猜忌臣庶，几至极矣！郭桓、空印、胡惟庸、蓝玉四案，杀人动辄成千上万，致忠勇之士人，刑戮殆尽。吴中四士，无一善终。高启见诛，宋濂遭戍。太祖每闻一奇才高士，辄必强用之，毋令其闲居避世。俟用之时，又猜忌之，士人因之动辄获罪。太祖又兴文字之狱，一字即可立斩头，一言竟得遽兴狱。四海之人毋敢发文以阐幽，抑何不幸矣。读书人不能倾力而报命，士人不敢挥文而立就。天下宿儒之心，无不寒焉。于是有此景：有官每日之晨临离家之时，虑今日未必得活，则与妻子别，嘱以身后之事。晚归之事，全家相庆，盖以得多活一日耳。虐烈之甚，也至极矣！太祖又定至微至陋之官俸，致使满朝臣僚，几成乞儿。罗复仁迎圣时方刷壁，海忠介为官常务农，从中可管窥知，吾朝士人若无贪鄙，家居之艰。
   官俸之薄暂勿论，刑狱之酷亦稍搁。太祖又兴锦衣卫之法、廷杖之刑。夫锦衣卫者，侦缉臣民，窥探行踪，士庶无不畏之如虎。臣下每有所失，他人劾奏未行，而缇骑先知，士大夫之境，几至履冰临渊也！夫廷杖，更无以表其惨。列朝之时，每俟臣下有失，因言获罪，则袍服尽去，就地杖责，杖辄一下，有重伤者，有昏聩者，亦有为数非少之毙命者！士大夫之斯文扫地，臣工之荣辱俱丧！子曰：“刑不上大夫。”曷可得此！缇骑、廷杖，殆不足以使臣下、国士灰心丧气、衔恨国家乎！“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降闯、降夷之人甚巨，盖可推于此乎？
   洎至后世，列祖列宗之策虽有渐替损益，然轻侮士人之弊，则一以贯之矣。中虽有建文帝、孝宗、穆宗之贤，然侮慢国士之弊，何曾得尽去！永乐时兴东厂，成化时起西厂，正德竟有内行厂，自是厂卫沆瀣一气，四海之内臣民士庶无有私隐，尽袒于上矣。永乐有瓜蔓抄之屠，正德有廷杖之惨，至若嘉靖大礼议时，辄杖国士，几至极矣！江陵为国秉政，寂寞身后事；忠肃保君退虏，英宗诛戮之。袁经略国之长城，烈皇自毁之；戚登州尽肃倭寇，晚境颇凄冷。读书人寒窗十年荣登科甲，本欲修身齐家，尽心为国，谁料国家轻则罚俸廷杖，重则谪戍充军，最下弃市、脔割，极矣！士大夫无负于国，而国家负于士大夫。
   妇寺厂臣，素无诗书之训，身无寸表之功。而国家小则赏赐拨地，大则封爵荫亲，此又为何理乎？万氏、郑妃身居九重，媚上而得尊荣，迷醉宪、神二宗；王振、刘瑾刑余之阉，谀帝竟取富贵，厥惑英、武二庙！妇寺窃柄，至客氏、魏阉，又至极乎！此情此景，士大夫虑及，能不毛发尽竖、叹尽悲辱乎？能不涕泪沾襟、思异虑迁乎！
   至微至陋之官俸，能得甚乎？太祖以薄俸待国士，推其原委，乃为求官之清廉、吏治之昌明。此可谓太祖虽不喜亚圣，却甚右亚圣之“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语——盖欲使众官皆为尧舜也。怎知物极必反，本为万古不易之理。吾甚觉此时荀卿人性本恶之说反居其正，盱江先生亦言“焉有仁义而不利乎”，盖以人皆依违苟且于礼义、利之间，虽圣贤曷可免乎？至是群臣以贪赃枉法为常例，众官取淋尖滴斛为善法，几悖太祖之初衷。律令虽酷，刑罚虽烈，国士困于貲用之乏，铤而走险，岂非必然哉？剥皮实草，而众官宁无脸皮，仍求贪赃；带枷办公，而群士宁取桎梏，亦行枉法。类海忠介之厉节，九牛一毛；若于忠肃之清操，稀如星凤。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吾亦甚欲言于太祖：“士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危亡之时，欲使天下士殒首死报、结草衔环，曷可得乎？于是北都陷时，众官罗列而求用于闯贼，君勿怪矣；于是南都既沦，牧斋等君降于建虏，君勿惊焉。廿万人解甲，以此思之，亦为常矣。诚然，降志辱身之士非多，然已几可倾金瓯、覆翠辇矣。史公、瞿公之士未少，然可以挽狂澜于即倒乎！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思，岂非因之而叹嗟乎！
      有宋一代，其地无有我朝之广，其才未有我朝之多，其武未有我朝之盛，而立国三百余年，虽渐次播迁，然社稷甚固，江山颇坚，以至竭尽全力方灭于蒙元之铁骑。究其本因，岂非善待士人之果乎？宋立国之始，既待士人以厚禄，擢俊杰以高位。赵太祖有誓碑曰“不杀大臣”，神宗与文彦博言而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语。终宋之世，郊行必以封赏，武功必以进爵。恩荫甚丰，言论颇敞。三百年间，俊杰迭出，栋梁屡现。国家仰赖士人，待之以厚遇；士人得恩国家，报之以旌忠。北宋亡时，随二圣北狩者不知凡几；南宋亡时，从二主殉国者亦足称道。士大夫咸请效死，视君如父母，视国若己出。宋世之策，何曾不可足以为后世法乎？
   嗟乎！以赠妇寺之爵待天下之士，以赐厂臣之资礼四海之贤，则士人甘效命，君臣一体，戮力同心，则江山能乎仅余二百九十四载乎？临纸涕泪，不可言表。哀哉，痛哉，非为吾朝之隳，更为吾国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