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沙漠中走来的我的先辈们

寂寞如贼

《末代大儒孙诒让》写作随感
胡小远


　　光绪三十二年夏，八十六岁的朴学大师俞樾在苏州寓所写了一副楹联，匆匆寄给浙江瑞安的孙诒让。联曰：

　　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

　　曲园加注道：“仲容世仁兄早举孝廉，不乐仕进，文章经术，推重一时。所居飞云渡，余曾至其地，虽山乡，实水乡也。”

　　居住在水云乡的孙诒让，此时年届五十九岁，因为他的巨著《周礼正义》、《名原》、《札 》、《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正受到儒学界的推崇。不但沉溺于古文经的章太炎冠他“三百年绝等双”，好友张謇称其为“二百年儒者所没有”，连执迷于今文经的康有为都誉他为“礼学至博，独步海外”，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更是盛赞他为“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曲园与孙诒让所学同属乾嘉学派，精通小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著作远播四方。对于孙诒让的“精熟训诂，通逄 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误夺，根抵经史，以诠释古言”，曲园是钦佩有加，曰：“余老矣，未必更能从事于此。仲容学过于余，而年不及余，好古深思，以日思误书为一适，吾知经疾史恙之待于仲容者，正无穷也。”惺惺惜惺惺，对孙诒让的“到老不离文字事”，曲园一时心血来潮，千里迢迢寄一楹联亦是应该。

　　俞樾是这年冬天就辞世而去了的。孙诒让遥祭曲园的挽联是：

　　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蛇，读两平议遗书，朴学消沉同坠泪；

　　卅年私淑，愧未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有神归化鹤，检三大忧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

　　俞樾的去世，对于远在飞云渡的孙诒让，不啻是“文字事”的一声丧钟，既然硕师知音化鹤归去，自然落得个“朴学消沉同坠泪”，“余生孤露更吞声”。

　　西学东渐，国学式微。无情的历史之笔，把辉煌一时的朴学一笔勾销，乾嘉之学盛行的时代彻底结束。辞世前的俞樾是孤独、落寂和无奈的，他被动地接受了这残酷的一幕。他在留给子孙的遗言中写道：“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自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以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此时的他，最钦佩的是“到老不离文字事”的后辈晚生孙诒让。如果不是因为路途的遥远和信息的不畅，他得知此时的孙诒让为应时需，在“水云乡”创办的新式学堂竟达三百余所之多，启蒙培养通声、光、化、电之学者无数，又会作何评价呢？

　　曲园是深谙禅意的淡散之人，早年体验的官场险恶，使他决绝仕进，隐居于亦属“水云乡”的西子湖畔、姑苏城中。曲园极为看中孙诒让的“不乐仕进”，孙诒让也确曾如此。八试礼闱不第的孙诒让“不乐仕进”，到了固执的地步，即便清廷三开经济特科，军机大臣张之洞、学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景崇、湖南巡抚陈宝箴、端方、江苏学政瞿鸿 、翰林侍读吴士鉴等屡次举荐，一概坚辞不赴。他坚拒的职衔，还有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武昌存古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监督、礼部礼学馆总撰等。由此，时人称其为“孙征君”。但甲午中日之战后的的孙诒让，却突然生发了浓浓的稗官情结。他出任团防局总董，蓑衣麻鞋，率众御敌；出任商会会长，投身工商，实业救国；出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和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开办新学，倡导科学；出任浙江保路拒款会代表、瑞安保路拒款会会长，要求朝廷废除向英商借款筑路草约，保护路权。如果曲园得知谨守儒家经典章句，呕心沥血二十六年研究周代官制，从而写定《周礼正义》的后辈鸿儒，远离正统官制，却在民间体现着他的稗官化的人生价值，他又会作何想呢？他能够理解和体察孙诒让内心的矛盾、尴尬、悲苦乃至激奋吗？

　　孙诒让不仅仅是沉湎于先贤的遗文之中的智者，他还是独创并极力鼓吹“殷周国粹，法美民权”政治理念的战士，他的思想旧到了极致，也新到了极致。长歌当哭。孙诒让的长歌，是费二十六年心血疏正阐发而写就的八十六卷《周礼正义》，在这部集中体现了东方智慧的周代政教人文百科全书中，他寄托了治国兴邦的理想；孙诒让的长歌，是杜门旬日狂草而成的急就章《周礼政要》，他在这部书中贯穿着“托古改制”的主调，以《周礼》为纲的同时，大规模地非常系统地引进了西政的民主思想；孙诒让的长歌，还有远比《强学书局章程》更为激烈的《兴儒会略例并叙》，他在文中愤笔写道：“窃谓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耻于人类”，他“窃冀魁杰之士，勃然奋醒，与寰宇同志集成兴儒会”，“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

　　孙诒让是寂寞的。即使他带着《周礼正义》书稿远赴武昌，恩师南皮张之洞也没有为之付梓刻印，在这位热衷于洋务实业的湖广总督看来，《周礼正义》虽是鸿篇巨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使他应邀写定新政蓝本《周礼政要》，最后还是因为盛宣怀的胆怯和犹豫而束之高阁；他的《兴儒会略例并叙》，更像是一首虚无缥缈的梦呓般的诗，消散在血腥而沉闷的华夏古国。由此，寂寞的孙诒让自始至终，徘徊于他的“水云乡”和“飞云渡”。

　　鲁迅是看出了孙诒让的落寞的，他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人，而他的名声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造反’。”其实，说到提倡种族革命、趋时和造反，孙诒让亦是积极拥护者，甚至是身体力行者。只不过他从旧阵营中走来，脚步显得蹒跚些罢了。他极力鼓吹的“殷周国粹，法美民权”，虽然仅有八个字，“提倡种族革命、趋时和造反”的意思，其实已经全都包含在内了的。实行比君主立宪都要进步的“法美民权”，连皇帝都不要了，还不种族革命，还不趋时，还不造反么？问题在于孙诒让过于眷恋他的“水云乡”，“所居飞云渡”的偏僻，亦使他的名声难以远播。他没有决心远足东洋，他没有力量结党结社，他毕竟只是一位擅长于“文字事”的学者。

　　“朴学消沉同坠泪”。为什么在引进西学的同时，朴学就必须消沉了去呢？为应时需而创办的新式学堂达三百余所之多，启蒙培养通声、光、化、电之学者无数的孙诒让，至死都难以接受这个时代铸就的悖论。他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推崇“法美民权”，但决不放弃“殷周国粹”。他在《自题周礼政要诗》中写道：“东西瀛海匝环球，行见隆平接盛周。中外文明倘同轨，岂徒闳侈说齐邹。”他在应英国教士苏惠廉之邀，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用白话文发表演说时说：“天道循环，以前中国文明盛时，有几件事情传到西国；现在西国文明强盛了，又有许多学问传到中国。大概地球上万国文明，总要处处开通。”他说的“几件事情”，牵涉到他执意认定的法美民权源自中国一说。当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历经数千年的经学在西学的撞击中颤抖时，孙诒让极力为旧学的生存注入新鲜血液，他的自圆其说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否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改良和创新呢？这种改良和创新，抑或能赋予旧学一丝生计罢。天塌下来了，他要补天！

　　对于经学的命运，与入世的孙诒让相比，遁世隐居的俞樾的看法则冷静许多，悲观许多。他在遗书中说：“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曲园仙逝后一年，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因病辞世。这位垂青新式学堂，与孙诒让共同创办瑞安学计馆，后奉诏率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即兴办湖北师范学堂和湖北实业专门学堂的开明官员，留给世人的遗言是：“当今中国，权利之说，深得人心，而道德日益沦丧，当复宋诸儒讲学之风，挽回士习。转移学风，看似空言，实乃是重，须有真实精神贯注，方有转机。”

　　然而，先贤们的呼吁是苍白无力的，历史自有她的客观规律，儒学百年断层，谁也难以补天！只是最能体现国人智慧和原创力的国学名教，被冠以滋生罪孽的源头而彻底摈弃，总教人觉得过于决绝。经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诞生在华夏大地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资源之树，她的原始以及衰老朽迈，需要无数后人的改良、嫁接、剪枝、修整，惟有如此，才能有她的新生，才有她的茁壮，才有她的进步，乃至有她的永恒。譬如源于西亚的基督教，经过无数次分化改革，从而延续下来；又譬如出于古印度的佛教，传至中国后融入儒、道之说，历经千年而不衰。然而，绝大多数国人在最初接触到极其丰富、极为新锐的西方学说时，便仓促地推倒这棵诞生于东方古国的大树。只是，在大树倒下的地方，我们补栽了什么？这些补栽的物种完全适合中国的人气和地气么？自然，日趋务实的国人中，早已不乏习西人语言文字，精通声、光、化、电者，但传统的道德理论体系亦早已分崩离析，不复传世。在技艺日臻圆熟、物质日益充沛的今天，我们感到了所谓后殖民文化的重压，我们的话题屡屡提及社会道德的沦丧，我们把一切罪孽都推委给打开国门和经济全球化。但是，我们回避得了祖先残留下来的依然释放着光辉的智慧么？躲避得了既接受西方文化又执著地承接中华文明的先贤的诘问吗？我们敢于打开俞樾们凿于名山胜境中的藏经洞吗？里面如果不是宝藏，而是糟粕怎么办？甚至是潘多拉魔盒又怎么办？

　　百年时光一闪而逝，但“所居合在水云乡”的孙诒让、俞樾面临的情势，竟然与当今的情势惊人地相似，所以，两位通世大儒未解决的课题，也值得我们当今的人去解读，去破译。作为小说家的我们无力解决这个课题，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笔触，让更多的人面对这个课题，面对凿于名山胜境藏纳有先贤经文的洞穴，去思索，去判断。
（《末代大儒孙诒让》，胡小远、陈小萍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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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苏步青（1902－2003） 温州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与华罗庚、陈景润三人为中国数学界赢得了世界声誉。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数学家苏步青的故事

    1919年的一个上午，一位衣着朴素丝毫不引人注目的中国青年走进日本一所名牌大学的考场，和其他考生一样，他要通过激烈的考场子，考取这所大学。他接过考卷，浏览了一遍，然后开始专心致志地答题，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要求三个小时做完的试题，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监考老师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个中国学生呀，中国有这么聪明的学生？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数学家的苏步青。

    苏步青出国留学，为的是寻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那所名牌大学的电机系。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世界闻名的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因成绩特优，被免试升入研究院当研究生。几年中，他在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数学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研究论文，被数学界称为“东方国度上空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

    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没有使苏步青忘记自己的祖国。每当遇到困验，他想，比比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民，这算什么；每当取得成就，他眼前就浮现出祖国母亲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从而倍受鼓舞，更加勤奋。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31年，苏步青从研究生院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日本，他是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消息一传出，日本的一些名牌大学，争着要用高薪聘请他任教。苏步青没有接受任何一所大学的聘请，因为他知道，最需要自己的地方是生他养他的祖国。他虽然已经长成了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但他明白，自己的根，深深扎在祖国的土地上。苏步青决心已定，执意回国。他的一些老师、同学闻讯赶来，竭力劝他留在日本，千万不要回国。有人说中国正在军阀混战，乱糟糟的，一塌糊涂，哪有潜心研究科学的环境，你回了国，就等于断送了个人的锦绣前程。有人说你已经和日本的松本米子小姐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全家人在日本过得幸福和美，你一个人回去，岂不搞得妻离子散？众人的劝阻，事业和家庭的压力，和他心中另一股力量相抵触。他在考虑，自己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今天，自己掌握了学识，有了才智，难道就凭这些而留在异国，对祖国发生的一切袖手旁观吗？不，不行。

    苏步青摆脱了各方面的阻力，忍痛告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到了离别十二年的祖国，在浙江大学任教。

    当时，国内生活异常艰苦，学校经费短缺，勉强能维持教学。老师们的工资极低，有时候三四个月过去，苏步青领不到一分钱，只有靠借债度日。那时的他，如果想回日本还是很方便的，因为他的妻子儿女还在日本。但他没有那样做，却千方百计，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日本接到自己身边。生活更加困难了，但是，苏步青认为自己是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和祖国一起迈向光明的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祖国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就在这个时候，苏步青接到一封特急电报，原来是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聘请他去那里任数学教授，各种待遇都很优厚。面对这些，苏步青没有动心。不多久，又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特急电报，他的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前去见最后一面。面对优厚的待遇，他可以不动心，但是这沉甸甸的亲情却使他倍觉沉重。他一向敬重岳父大人，妻子松本米子也和父亲感情很深。何去何从？苏步青很明白在日军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去日本，那是很难再回来了，而自己，为祖国做的还太少，太少。经过一番思索，苏步青决心留下，他对妻子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妻子被丈夫火热的爱国激情感动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了，我跟你留下来。”

    事后，苏步青自豪地说：“我又一次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当亡国奴的道路。”

    全国解放后，苏步青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务，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几十年来，他写下了大量的数学论文和专著，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苏步青与他的日本妻子

    与米子喜结连理

　　“人去瑶池竟渺然，空斋长夜思绵绵。一生难得相依侣，百岁原无永聚筵……”这是数学家苏步青在步入百岁之际，为他仙逝的妻子苏(松本)米子写的诗。米子是一位伟大的日本女性，也是最先取得中国国籍的外籍人士之一。苏步青与她风风雨雨60载，成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世纪绝恋。苏步青1902年9月23日出生在浙江平阳县雁荡山区一个普通的农家。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他的学习兴趣便从文学转向了数学。他的数学才华引起校长洪彦元的极大关注，专门安排老师对他进行指导。1919年苏步青从中学毕业时，已调出学校的洪彦元寄给他200块银元，让他到日本求学。于是，17岁的苏步青独自踏上了留学的道路。1920年春天，到日本仅三个多月的苏步青就通过了日语关，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春天，他作为惟一一个中国留学生报考著名的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帝国大学是日本知名的大学，苏步青年年拿第一名，自己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进行，自然成了学校的名人。

　　这时，他对学校的另一位名人松本米子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关注。米子是帝国大学松本教授的女儿，她不仅相貌才华出众，而且精通插花、书法与茶道，还爱好音乐，尤其是弹得一手好古筝。在一次晚会结束后，苏步青与米子认识了。米子对苏步青其实一直是很仰慕的，他的睿智与赤诚尤其让她感动。后来两个人经常花前月下携手而行，谈的话也多了。有一天她问苏步青：“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学数学呢？你真的觉得那有很多的乐趣吗？”苏步青回答：“中国的发展需要数学。起初我确实觉得它没有听歌、跳舞有意思，但当你把数学同国运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并且诱人的领域。”这使米子看到，苏步青是一个有责任有抱负的男子。

    1927年，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聘请正在攻读研究生的苏步青担任代数课讲师，这使他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兼任过讲师的外国留学生。两个人的恋情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不少人为他们祝福；而那些平素追求米子的人则怀有一种嫉妒心理，对米子说：“苏步青是个中国乡巴佬，家里很穷，再说学习好的人不一定将来就会有出息。你跟了他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但米子不为所动。苏步青受不了一些男生的敌意，他也不想让米子再被别人纠缠，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尽快结婚。


    米子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日本家庭主妇，她认为苏步青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但松本教授虽然也很喜欢苏步青，却觉得他毕竟是中国人，出身又低微，所以对这段婚姻一直很不赞同。在米子的坚持下，最终松本教授还是妥协了。1928年，这对异国青年终于走到了一起，在仙台市喜结连理。松本米子自此改从夫姓成为苏米子。她知道丈夫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便对他给予精心照料。每当苏步青深夜还在演算、研究，她便轻手轻脚为丈夫端来一杯香茶或是牛奶。结婚不久，苏步青就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这一在国际数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成果被人称为“苏锥面”。可以说这是幸福婚姻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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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追随夫君到中国

　　米子全身心地当起了家庭主妇。为了不影响苏步青，她甚至把自己的古筝、书法等特长都荒废了，只留下了茶道和插花，因为这两种爱好可以有益苏步青的身体和精神。婚后一年，即1929年，米子生了个女孩。1931年初苏步青已有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有关方面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数学刊物上，成了日本乃至国际数学界榜上有名的人物。松本一家都希望苏步青留在日本工作，东北帝国大学也向他发出聘书。苏步青有自己的难处。出国之前，他曾与学长陈建功相约，学成归国，在故乡建设一流的数学系。现在陈建功已先期学成回国，自己是去是留，成了困扰他心灵的难题。

　　细心的米子早就发现他整天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一天吃过晚饭，从不吸烟的苏步青在抽闷烟，米子便问他有什么心事。苏步青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他不想因一己之私，留在东瀛。令他想不到的是，米子听到了他的打算，并没有阻止，反而鼓励说：“青，我支持你的决定。首先我是爱你的，而你是爱中国的，所以我也爱中国。我支持你回到我们都爱的地方去，不论你到哪我都会跟着你的。”短短数语，使苏步青格外感动：米子是一个识大体的女人！有了妻子的支持，苏步青一人先回杭州。浙江大学的条件远比他想象的差，不但聘书上写明的月薪比燕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的待遇相去甚远，而且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他虽然名为副教授，却连续四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幸亏还有在上海兵工厂当工程师的哥哥及时帮助，否则苏步青就要靠当东西维持生计了。为了养家，苏步青打算再回到日本去。

　　风声传到了浙大校长邵裴子耳中。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当夜就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这话脱口而出。苏步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激动地说。就是这句话，神奇般地把苏步青回日本的打算冲得烟消云散：“好啦，我不走了。”几天后，邵校长亲自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到放暑假时，有了点积蓄的苏步青便到日本接来了家眷。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苏步青和米子在中国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就受到了波动。这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飞机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狂轰滥炸，浙大的环境非常危险。校方连夜开会商议，决定搬迁。中午，苏步青正在系里收拾东西，突然一个邮差送来一份特急电报。苏步青打开一看，上写短短几个字：“帝国大学决定再次聘请苏步青回校任数学教授，待遇从优。”苏步青愤愤然道：“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还想叫我去？”他气得脸色发白，决定不予任何回复。

　　几天后，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一个官员找到苏步青家里。苏步青刚好不在，那个官员以为米子是日本女子比较好拉拢，就说：“作为日本人，不知夫人是否愿意来领事馆内品尝自己家乡的饭菜？我们竭诚以待。”米子当即拒绝说：“我自嫁给苏君，已过惯了中国人的生活，吃惯了中国人的饭菜。”来人只得离去。

　　过了几天，又有人前来游说苏步青：“你夫人是日本人，你是日本女婿，日本人不会对你不利的。”苏步青当即反问道：“你的意思，就是要我当汉奸？”这话像一把利刃，让对方无言以对。当夫妇俩做好随校搬迁的一切准备后，忽又收到一封来自仙台的特急电报：松本教授病危！苏步青把电报递给米子，他与岳父的关系是很好的，但因牵涉到国家的问题他不能回去探望他老人家；他想让米子独自回仙台看望父亲。米子听了他的话，低下头略略思考了一会，说出了让苏步青震惊的话：“我不回去。无论如何，我跟着你！永远跟着你！”

　　患难中的世纪绝恋

　　艰难的迁徙开始了。苏步青挑着担子，一头装着书籍和教案，一头放着年幼的孩子。米子一手提着些简单的衣物，一手牵着年纪稍长的孩子。因为路况不好，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加上交通工具的匮乏，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徒步前进。然而更加难堪的是沿途苛刻的盘查。由于米子是日本人，是敌国的人，每次经过哨卡，值班的军政人员总要反复对米子和苏步青一家进行审查。苏步青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后来是校长竺可桢爱才，讨得战区长官的一纸特别通行证，方才免去此苦。

　　浙大师生经过二千六百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贵州遵义附近的湄潭，建立了临时校舍。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苏步青出世不久的儿子因营养不良夭折了。手捧着儿子的尸体，米子伤心不已，但日本妇女坚毅的品质让她没有发出一句抱怨。当时苏步青身为数学系主任，但连一件完好的衣服也没有，经常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衣服上讲台。当他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对着他的背指指点点：“看，苏先生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正方形，样样俱全，还有螺旋曲线！”这事让米子知道了，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职责，于是就把外婆送给自己作结婚纪念的玉坠子当了，给苏步青添了一件新衣服。苏步青惊讶不已：“你怎么能为了我的衣服，当掉那么贵重的东西？快赎回来！”米子却甜甜地笑了：“我不想让我的丈夫受到任何委屈。”学校刚安顿好没多久，就赶上考试、做答辩报告。一天夜里，一个叫熊全治的学生匆匆来到苏步青家，他是怕第二天研讨班的报告过不了关特来请教的。苏步青听了不满地说：“你这么临时抱佛脚，还能有个好？”熊全治脸涨得通红，米子听到声音，赶紧披了件衣服出来解围。经过苏步青指点，熊全治回到宿舍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论文总算过了关。熊全治后来到美国成了名教授，四十多年后他回国探望苏老，深情地说：“当年多亏先生一顿痛骂。”他也异常感激那时米子的善良解围：“否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迈出那个门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家由于人口不断增多，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八个孩子加上两个大人，为节省开支，米子一切都精打细算。她对自己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在中国生活的前几十年里，米子居然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闯进苏家，将他家闹得天翻地覆。苏步青每天被拉上台批斗，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怎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曾想过一死了之。但孩子们拉住他说：“为了妈妈，您一定要挺住。”苏步青知道米子这些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终于点头答应了孩子们。“文革”结束后，苏步青执教科研，家里的生活水平逐渐有了提高。但米子因多年操劳，身体每况愈下。1979年的一个周末，苏步青直直地盯了米子好半天，爱抚地说道：“给自己也添几套衣服吧，毕竟……”“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再说操持家务实在是不需要多做衣服的。”苏步青赶紧堵住了她的嘴：“这样的话你已经说了多少遍了。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孩子们也都独立了，你无论如何也要买件新衣服，并且……”“并且什么？”“并且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了。”“回哪去？”米子一脸不解。苏步青拍拍米子的肩头说：“日本呀！你的家乡……”说完这句话，他看到米子的眼圈红了，然后伏在他的怀里放声地哭起来……

　　米子在苏步青的陪伴下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里日本。阔别43年，这是她随丈夫到中国后第一次回去，那种心情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1982年，米子因长年积劳，终于卧床不起了。苏步青每天下午四点半就赶到医院，随侍左右，精心看护。1986年5月，松本米子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她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苏步青不要伤心，要好好地活下去。夫人亡故后，苏步青把夫人的照片时刻带在身边，意味深长地说：“我深深地体味着‘活在心中’这句话。就似我的妻子仍和我一起在庭园里散步，一起在讲坛上讲课，一起出席会议……”2003年，百岁老人苏步青就是在对亡妻的这种怀念之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摘自《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

　　王晓元编撰

　　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寂寞如贼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笔名宾芬、C`T、郭源新。原籍福建长乐县，生于浙江永嘉城内（今属鹿城区）乘凉桥。少年读私塾，后就读于三官殿巷永嘉高等小学堂、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年暑期回温州，与温州爱国知识青年创办《救国演讲周刊》和《新学报》，在《新学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等文章；11月，与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等刊物。
    1921年初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初任上海火车站挂钩员；不久由茅盾介绍人商务书馆编辑所任编辑。1922年初创办《公理日报》。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讲师。1927年3月，与胡愈之等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去法巴黎；越两年回国，仍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1年起，相继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23年底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为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和参加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年6月，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1938年参加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沦陷后，仍留居上海，化名郑敬夫。1938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被选为理事。后与胡愈之、许广平等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创办《民主周刊》，次年1月与李健吾等创办《文艺复兴》，主编《文学周报》副刊。后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又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49年初赴北平，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中缅友协会长，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中国科学院（社科）学部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58年10月17日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60岁。遗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和《郑振铎文集》等。

我上初中时从课本里读到的一篇郑振铎的散文《海燕》
                                海  燕
　　   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
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当春间二三月，轻（si）微微的吹拂着，如毛
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
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熳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
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
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
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卿的一声，已由这里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同几只却隽逸
的在粼粼如（hu）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于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
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憩息于纤细的电线上，──嫩蓝的春
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是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
是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还有一家家的快乐家庭，他们还特为我们的小燕子备了一个两个
小巢，放在厅梁的最高处，假如这家有了一个匾额，那匾后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所。第
一年，小燕子来往了，第二年，我们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对，它们还要来住。

　　   “燕子归来寻旧垒。”

　　   还是去年的主，还是去年的宾，他们宾主间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几家，
小燕子却不来光顾，那便很使主人忧戚，他们邀召不到那么隽逸的嘉宾，每以为自己运命的
蹇劣呢。

　　   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曾使几多的孩子们欢呼着，注意
着，沈醉着，曾使几多的农人们市民们忧戚着，或舒怀的指点着，且曾平添了几多的春色，
几多的生趣于我们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托身于浮宅之上，奔驰于万顷海涛之间，不
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

　　   这小燕子，便是我们故乡的那一对，两对么？便是我们今春在故乡所见的那一对，
两对么？

　　   见了它们，游子们能不引起了，至少是轻烟似的，一缕两缕的乡愁么？

　　   海水是胶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样，偶有微风，只吹起了
绝细绝细的千万个翻翻的小皱纹，这更使照晒于初夏之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烂灿的水面显得
温秀可喜。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
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女郎，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
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天空！我们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的望着这绝美的海天；我们一点杂
念也没有，我们是被沈醉了，我们是被带入晶天中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小燕子，二只，三只，四只，在海上出现了。它们仍是隽逸的从
容的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样；海水被它的似剪的尾与翼尖一打，也仍是连漾了
好几圈圆晕。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飞着飞着，不会觉得倦么？不会遇着暴风疾雨么？
我们真替它们担心呢！

　　   小燕子却从容的憩着了。它们展开了双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双翼如浮圈
似的支持着体重，活是一只乌黑的小水禽，在随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闲，又舒适。海是它们
那么安好的家，我们真是想不到。

　　   在故乡，我们还会想象得到我们的小燕子是这样的一个海上英雄么？

　　   海水仍是平贴无波，许多绝小绝小的海鱼，为我们的船所惊动，群向远处窜去；随
了它们飞窜着，水面起了一条条的长痕，正如我们当孩子时之用瓦片打水漂在水面所划起的
长痕。这小鱼是我们小燕子的粮食么？

　　   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它们果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么？

　　   啊，乡愁呀，如轻烟似的乡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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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如果你现在二三十岁，如果你喜欢看小时候十分流行的少儿科幻著作（什么？没看？你敢说《十万个为什么》你都没看过？）那么你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
叶永烈，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8岁起发表科学小品，20岁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此后，多年从事科普创作，受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关心，并对叶永烈作了两次批示：“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1979年1月6日）“我看要鼓励科普创作，这项工作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1979年3月4日）
    由于方毅同志的关心，1979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科协联合举行隆重仪式，授予叶永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曾先后创作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700多万字。曾任中国科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科协常委、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电影《红绿灯下》（任导演）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小灵通漫游未来》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借尾巴》获全国优秀读物奖，根据叶永烈长篇科幻童话改编的6集动画电影《哭鼻子大王》获1996年“华表奖”（即政府奖）。
    后来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主要新著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叶永烈自选集》；此外，还有《毛泽东的秘书们》、《陈云全传》、《叶永烈采访手记》、《星条旗下的中国人》、《我的家一半在美国》、《一九九七逼近香港》、《商品房大战》、《何智丽风波》等。
部分少儿科幻作品：
穿甲克衫的人   在“机器人城”   腐蚀   黑影   正负之间   小灵通漫游未来  白衣侦探   圆圆和方方 （有没有从里面找到自己看过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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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周予同 （1898—1981）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又一学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少年时代，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毕业后，进了瑞安中学。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

    受“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周予同和同学们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1919年“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北京各校代表数十人举行联合大会，他就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并参加领导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1920年，周予同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次年到上海工作，直至1932年。他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过教育杂志社主编，并一度在上海大学执教。这十余年，恰风华正茂，是他学术上大有建树的时期。1925年2、3月，他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题名《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10月，还发表了论文《僵尸的出崇》，猛烈地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读经”叫嚣。后来，又出版了《经学历史》注释本和《朱熹》等著作。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义愤填膺，与胡愈之等联名抗议，揭露真相。当时，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上碰到困难，他热情的给予帮助。颇有趣味的是，后来两人长期任教复旦大学，因为同年出生，加上同姓、同学又同行，被复旦“二周”。

    1932年周予同离开上海，回乡探亲。一度在浙江十中任教。1933年，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曾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35年又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这几年里，他一方面继继研究经学史，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汉学师承记选注》等，另一方面，为编写教材花了大量心血，如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此外，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至1941年，周予同仍在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等职。1943年至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一直到逝世。从抗战爆发到上海解放这段战乱的年代里，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他身陷“孤岛”，正气浩然，宁肯挨饿，决不到日伪办的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新的内战又起，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动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解放前夕，复旦进步学生遭毒打，周谷城曾起草宣言，揭露真相，他与陈望道、洪深、曹亨闻、朱伯康等著名人士均签了名。坚定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保障人民权利与民族解放而奋斗。

    解放初期，周子同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等职。1957年以后，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繁忙的社会活动，他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从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并悉心培养学生，指导学生和二届研究生撰写专题论文。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此外，他还主编了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和《辞海》经学史全部条目。

    周予同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公开抵制极“左”的观点。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 通”。这一下，真是闯了大祸了。1966年，上海“首批周予同”，他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一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

    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他虽然病魔缠身，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挣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遗憾的是，选集尚未正式出版，却于1981年7月15日早晨溘然病逝，终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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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古今以来以象棋报国之一人者”谢侠逊
  
谢侠逊 （1888—1987），名宣，小名卿源。出生于平阳县腾蛟凤巢硐桥头。少时聪敏好学，酷爱象棋。方四、五岁，就粗知象棋门径，六岁时棋艺卓异，出众儿之上，备受乡邻赞誉；九岁时潜心研究象棋古谱《韬略玄机》，称雄乡里，崭露头角。十三岁，逼和温州棋魁陈笙，名噪东瓯，人称“棋中神童”。

    1912年，他首先在上海《时事新报》开辟“象棋专栏”，介绍古谱，刊载棋局，发表象棋材料。1918年，在我国第一次象棋大赛（上海市个人象棋赛）中荣获冠军。1925年创制大棋盘，大棋子。采用了车轮战，当众进行盲目战表演。1926年和潘定思合编《国耻纪念象棋新谱》出版，是我国第一本用铅字印刷的象棋书。1928年发起，组织第一次全国象棋赛，在上海四川北路青年会举行。1925至1926年间，精选130多个象棋残局，编成一书，经丹麦友人葛麟瑞译成英文出版，发行国外，第一次把中国象棋推向世界。同时花了7年时间，殚思精虑，编成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象棋书《象棋谱大全》，于1929年出版，共72册200多万字。继承和发扬我国象棋遗产，备受推崇，公认为象棋经典。

    谢侠逊亦是我国推广国际象棋先行者。参加国际象棋会的第一人。他在《象棋谱大全》中以100多页的篇幅把国际象棋介绍给国人。1935年在广州举行的中、英、美、德、奥五国“银龙杯”国际象棋赛中，谢侠逊以其精湛的棋艺，力战群雄，获得冠军，捧来“银龙杯”，为祖国赢得荣誉，消息传遍欧美各国，从此“中国棋王谢侠逊”名扬五大洲。

    奕棋不忘爱国，爱国结合弈棋，这是谢侠逊生平宗旨。早在十三、四岁时，他愤恨八国联军胁逼清廷屈膝求和，而排制“八国 联军”残局，以黑棋八子进逼九支侵略军，以示国耻。辛亥革命胜利，欣制《鄂军起义局》用红卒先发难，象征武昌起义，发表于《时事新报》。在《国耻纪念象棋新谱》中，把重大的丧权辱国事件排成字形残局，用以影射袁世凯出卖祖国，窃国称帝。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致函各国象棋会，伸张正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他通过上海亚美无线电台，致电全球象棋界同人，痛斥日寇暴行，呼吁主持公理。

    1935年，谢侠逊应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象棋会邀请，出访东南亚，以棋会友，交流棋艺，辗转鏖战，力挫群雄，侨胞赞誉他为“天才圣手”、“象棋之王”。在新加坡却遇到英国驻马来西亚的空军司令、全马国际象棋赛冠军亨特的挑战，指定要与他比赛国际象棋。在亨特的心目中，中国象棋高手未必精通国际象棋。分明是蔑视中国人。讵料谢侠逊毅然应战。比赛中，他采用中国象棋的韬略，挺兵试探，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出其不意，后发制人。亨特见事不妙，慌了手脚，两次派人秘密求和，愿偿付重金并让乘英国飞机到各地免费旅游。谢侠逊铁骨铮铮，拒不接受。终于击败这个趾高气扬的全马冠军，为祖国争光。当场欢声雷动，侨胞扬眉吐气。

    抗日战争爆发，谢侠逊将全家由上海迁回平阳，只身前往南京，请缨救亡。当时国民政府要派出5位“巡回大使”出使海外，向侨胞宣传抗日，筹募捐款。其中赴欧美的4人已定，唯南洋情况复杂，有一定危险，未有适当人选。谢侠逊闻讯，不顾个人安 危，挺身而出，去访邵力子毛遂自荐。邵力子劝他：“南洋不比欧美，去那里有生命危险，不如另图报效！”谢侠逊慷慨陈词：“国难当头，何计个人，大丈夫报国有门，虽粉身碎骨，死亦无憾”。邵力子壮其言，嘉其志，即挥毫书赠：“胜者所用败者之棋，明乎此义，复兴中国何难哉！”后与张治中联名深举出任南洋巡回大使。临行前，冯玉祥题书“象棋国手”以勉，李宗仁书赠“有焦土抗战之决心，持久抗战之精神，最后胜利必属我们。”并亲往南京站送别。谢侠逊到了印尼万隆，以诗言志奉赠李宗仁：“都门握别泪盈盈，凄绝河山百战情，我到天南去作客，也将焦土谱我枰”。此次出使，遍历香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假枰场之车马，作救国之呼吁，通过义赛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劝募捐款。风尘仆仆，历尽艰险，在槟城，遇汪记歹徒以枪威胁，他以严辞驳斥，因有爱国侨胞保护，歹徒不敢下手。后经滇缅公路回国，途中染上沉疴，生命垂危，被迫于边境旅舍治疗，一个 多月后始脱离险境。返至云南昆明，征尘未洗，抱病举行慰劳前方将士象棋表演大会。这次出使，募得捐款5000余万元，金银珠宝无数，并动员华侨技工3300人回国服务。而他自己，以俭朴自律，除车马费外，不支国库分文。

    1939年，谢侠逊寓居陪都山城，多次举行象棋劳军大会、反侵略棋赛大会、劝储棋赛大会，致力于抗日募捐。并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兴中扫日》、《扫除丑虏》、《锄奸诛伪》等棋局，表达团结抗日的思想。周恩来曾和他纹枰对奕，赞誉他是“爱国象棋家”。下了两局，二人商定把第二盘残局定名为《共抒国难》，“抒”、“纾”同义，意谓共同解救国难。此局于《大公报》发表，传颂一时，反响强烈，成为中国象棋史的佳话（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革命历史文物收藏）。从此二人往来频繁。一次，谢侠逊去曾家岩拜访周恩来的途中，遭特务暗算，右肋骨被打断两根，伤痕累累，但他矢志不渝，毫不动摇。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爱国民主人土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谢侠逊愤而赋诗：“一弹飞来剧可惊，天南文哲两捐生。多闻久负匡时愿，俭朴原抒救国情。伫望弦歌宏乐育，谁知魑魅呈凶横。河山劫后犹如此，未死人心大不平”。

    人民大众对一个热爱祖国且作出贡献的人，是永不忘怀的。1985年上海市各界为他举办一次盛大的百岁华诞祝寿活动。国家体委特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江泽民书赠：“百龄高手，永葆青春”。美、英、法、新加坡、菲律宾、香港、澳门等地发来贺电。亚洲象棋联合会会长霍英东专程前来祝寿。

寂寞如贼

再补充一个
黄公望 (1269-1354)，字子久，号大痴、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祖籍江苏常熟人，少时被过继给温州永嘉亲戚。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记载，黄公望本姓陆名坚，“乃陆神童之次弟也，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髫龄时，螟蛉温州黄家为嗣，因而姓焉。其父九旬时方立嗣，见子久，乃云：‘黄公望子久矣’”(《曹氏刊本》)。于是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钟嗣成是黄公望的朋友，《录鬼簿》所记是可信的。据《清一统志·苏州府山川目》，琴川“乃常熟县地”，亦为常熟之别名。《宝颜秘笈》陈继儒《笔记》卷二亦有“黄公望，本常熟陆神童之弟，出继永嘉黄氏，故姓黄”之说。元人汤星《图绘宝鉴》、明人王樨登《丹青志》也有类似记载。
　　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宋奸相贾似道专权，北方蒙古族日益强大。
　　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宋王朝彻底覆灭。那年黄公望十一岁。
　　黄公望“少有大志”，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但元朝贵族统治者前期选拔官员并不采用科举制度，而是规定汉人做官必须从当吏开始，到一定年限，视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做官。当吏也要有人引荐。黄公望直到中年才得到徐琰的赏识，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后来又到大都(今北京)，在御史台下属的察院当书吏，经理田粮杂务 (见王逢《梧溪集》卷四)，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元统治者于延佑二年（1315）九月将张闾逮捕下狱。黄公望也受连累，被诬下狱，时年已四十七岁。出狱后，便绝了仕途之望，开始了隐士生活，并加入新道教。他“改号一峰”，又“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见《录鬼簿》卷下）。净墅，又作净竖、静竖。从易姓名、号大痴一事可以了解他此时失意的心境。他曾以卖卜为生，这要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当时大画家吴镇也在杭州卖卜为生。后来，黄公望画名在大气压有，又能以“新授弟子”为生。代，在元代还不普遍。可见黄公望卖卜、授徒主要是为生计。
　　加入新道教后，黄公望基本上过着云游生活，行踪漂泊无定。至正十四年(1354)，黄公望死于杭州，享年八十六岁。归葬故乡常熟，其墓在虞山西麓至今尚存。民间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周亮工<书影)：“李君实(日华)曰：常闻人说黄子久……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也有“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的记载。方薰《山静居论画》：“辞世后，以有见其吹横竹出秦关，遂以为蝉蜕不死。”这些传说当然不可信以为真。
　　黄公望少年时代，希望干一番大事业，他“博学多能”(《山居新语》)，“至于天下大事，无所不能” (《录鬼簿》)，“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画史会要》)。中年从吏，年近五十非但未能升官，反而被诬入狱，幸而不死，仕进之志也就彻底破灭。出狱后，思想苦闷，除儒家思想之外，他更接近于佛、道二教，他的朋友都说他“通三教” (见<录鬼簿》等书)。最终他加入了全真教，与金篷头、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等为师友。所谓全真，“盖屏去妄幻，独全其真之意也”。他还在苏州等地开设三教堂，宣传全真教义。
　　 这种宗教修炼 对黄公望有很大影响。打坐、降心、 炼性，使人虚静凝神。诗要孤，画要 静，这是古代文人画家在精神上最 重要的修炼，它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甚大。凡是心情安稳、静谧的画家， 他的笔下一般不会出现马(远)、夏(圭)大斧劈皴那样的激荡。离凡 世，画境便不会凡俗。如此等等，对 黄公望的思想和画风的形成都产 生影响。
　　 从黄公望的一生来看，由“少有大志”到“试吏弗遂”，到“绝意仕途”(《常熟县志》)，其实都是出于不得已。他晚年的思想也确实处于沉静安稳状态，尤其是他加入新道教之后，仅以诗画为事，其生活和思想已无太大的波动，这在他的画中都有所体现。

山水画的形成 及其艺术特色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谓：“大痴画格有二：一种浅绛色者，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一种作水墨者，皴纹极少，笔意尤为简远。”又说：“近见吴氏藏公《富春山图卷》，清真秀发，繁简得中。“其实，子久山水画还有十分繁复的一种。从现存的几幅作品中可见一斑。
　　《九峰雪霁图》立轴乃是黄公望雪景山水画的杰作。最能代表黄公望山水画方面突出成就，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学董源、巨然一路的画风。
　　他学董源一咱画法的作品，至今还可以看到很多，《丹崖玉树图》轴便是其中一幅。《天池石壁图》轴亦是他的杰作之一，可代表他山水画构图繁复的一路。画幅左上角自识：“至正元年十月，大痴道人为性之作天池石壁图，时年七十有三。”张庚《图画精意识》，入手杂树一林，边右四松高起，石侧茅屋，此第一甚浅， 林外隔溪即起大山，层层而上，山 之右掖出一池，人家临池，池上起 陡壁，壁罅出瀑水下注，而以桥阁 接住，不露水口，弥觉幽深，此点题也。陡壁即大山之顶，绵亘人右而 削下者，非另为之也。盖通幅惟此 一大山盘礴，顶外列小山两层，又 为小峰参差，虚映于后为两层也。 混沦雄厚，岚气滥幅，真属壮观。” 今日所见此图，果如所记。《天池石 壁图》一画层峦叠嶂，巨石堆垒，长 松杂木，其烟云流润，山石明灭，气 势雄浑，苍苍莽莽。构图至繁，状物 之皴笔却简略，长而整的线条自然 流畅，起落有序，“其画高峰绝壁， 往往勾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气韵 自能深厚”(方薰语)。多用赭色，墨青墨绿合染，色调简淡恬雅。所谓 “浅绛”法，实始自黄公望。

黄公望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
　　 最大的是他晚年所作的长卷《富春 山居图》。他在图中自题：“至正七 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 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 至，，逐旋填札， 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 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 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 虑，俾先识卷末，庶使知真成就之难也。十年青 龙在大庚寅皲节前一日，大痴学人 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这幅杰作， 足以代表他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 图为长卷，纵仅33厘米，横 636．9厘米，山峰起伏，林峦蜿蜒， 平岗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

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变化无穷。其山或浓或淡，都以干而枯的笔勾皴，疏朗简秀，清爽潇洒，远山及洲渚以淡墨抹出，略见笔痕。水纹用浓枯墨勾写，偶加淡墨复勾。树干或两笔写出，或没骨写出，树叶或横点，或竖点，或斜点，勾写松针，或干墨，或湿墨，或枯笔。山和水全以干枯的线条写出，无大笔的墨，惟树叶有浓墨、湿墨，显得山淡树浓。远处的树有以浓墨点后再点以淡墨，皆随意而柔和。虽师出董巨，又超出董巨，把赵孟頫在《水村图》、《鹊华秋色图》、《双松平远图》中所创造的新法又推向一个高峰，自出一格。元画的特殊面貌和中国山水画的又一次变法赖此得以完成。元画的抒情性也全见于此卷。后世的画家对此图评价极高。董其昌题识：“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诚为艺林飞仙，迥出尘埃之外者也。”邹之麟题识谓：“知者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王羲之)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居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枝词》)，“至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艺，无所不能，长词短曲，落笔即成”(《录鬼簿》)。这些都是他的画“自成一家……自有一种风度”(《图绘宝鉴》)的因素。

寂寞如贼

富春山居图卷（局部） 山水画成就及其影响
　　南宋山水画之变，始于赵孟頫，成于黄公望，遂为百代之师。继赵孟頫之后，他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院画陈陈相因的积习，开创了一代风貌。中国山水画产生于晋和南朝末，至唐末五代达到一个高峰。北宋的山水画基本上继承李成、范宽等北方派画风，南宋自始至终流行李、刘、马、夏水墨刚劲派画风。元赵孟烦托古改制，主张摒弃南宋，仿效北宋，远法晋唐。但赵的绘画全面，风格也多变，其山水画早期学晋唐，多青绿设色，后期宗法董、巨、李、郭，以水墨为主。然无固定面貌。黄公望虽受赵的影响，但他专意于山水画，且更多地着意于董、巨，水墨纷披，苍率潇洒，境界高旷，皆超出赵孟頫之上。他并把董、巨一派山水画推向画坛主流地位。董、巨的山水画，本来不受人重视，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指的是李成、关同、范 宽，评为“才高出类……百代标 程”。这里没有董、巨的地位。北宋 后期米芾发现了董源画的妙处，开始宣扬，但仅在南
方引起部分文人的注视，以后便无反应。至元代，和赵孟頫同时的汤厚则以董源代关同，谓“李成、范宽、董源，……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画鉴》)。
　　此时董源已为三大家之一。至黄公望《写山水诀》谓：“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董源的地位步步高升，在黄公望眼中已居首位。他更以自己的实践影响后人。至元末，董源的画派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泰斗。可以说，经过黄公望的努力，开拓了一个学董为风的时代，使这个本来不大受人重视的画派发扬光大，彻底变革了南宋院体的画风。
　　关于黄公望的师承，说法不一。和他同时的人多说他师荆、关、李成，也有说他师董、巨的。前者如张雨《题大痴哥山水》说他“独得荆关法”(《贞居先生诗集》卷四)；杨维桢说他“画独追关同”(《西湖竹枝词》)。后者如《图绘宝鉴》则说他“善画山水，师董源”；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则说他“画山水宗董、巨”。明代以后，则所有著作及题识中都一致说他师董源或师董、巨。尤以董其昌说得最多。其《画禅室随笔》中就多次提到“黄子久学北苑”，“从北苑起祖”。此后再也无人提到他师法荆、关、李成了。其原因是：黄公望虽学董，但也确实学过荆、关、李成。因当时董源的名气还不如荆、关、李的名气大，所以，大家都强调他学荆、关、李的一面。他自己既强调学董，，也屡屡提到荆、关、李，恐怕也有趋向时尚的意思在内。后来论者只说他学董，乃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黄公望画的实际加以陈述的，倒是更符合实际些。
　　在元代，黄公望的画名很高，当时著名文人的诗文集中常提到他的画。“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题黄子久画》说：“本朝画山林水石，高尚书之气韵闲静，赵荣禄之笔墨峻拔，黄子久之逸迈，王叔明之秀润清新，其品第固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予敛衽无间言者。”(《清闷阁集》卷九)又说：“大痴画格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同上，卷八)郑元佑《侨吴集》题黄公望山水云：“荆关复生亦退避，独有北苑董、营丘李，放出头地差可耳。”善住《谷响集》亦谓：“黄公东海客，能画逼荆关。”
　　至明代，黄公望又被列为“元四大家”之一。王世贞《艺苑卮言》谓：“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道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明代屠隆《画笺》亦谓：“若云善画，何以上拟古人，而为后世宝藏?如赵孟頫、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项述。至董其昌、陈继儒，又把“元四大家”中的赵孟頫去掉，换上倪云林，谓：“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黄公望遂为“元四大家”之首。

寂寞如贼

这个帖子，大家一看就知道属于虎头蛇尾，呵呵，实在是越找越发现人太多，要一一列举恐怕要累死人，到最后就只能拉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来介绍一下了。
如果说现在还有哪几个温州人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应该是羽毛球队的夏宣泽和下国际象棋的诸宸了，闲话不说了，这帖子就这么草草结束先，反正看得人不多，应该不算太对不起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