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沙漠中走来的我的先辈们

寂寞如贼

    温州一向被认为是文化的沙漠，最近我闲着没事为了找点事做，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些温州的历史、人物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大家要是没兴趣看就当我是自娱自乐便了，呵呵，马上开工。
    大约早在五、六千年前，散居于海中的瓯人，便开始在温州这块土地上定居生活，制作石器，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劳动。温州先民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繁衍生息，掀开了瓯越历史的第一幕。经过慢长的历史发展，温州先民经历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融合后，形成特色的瓯越文化。
大事记

（约前１６世纪～前 １１世纪）
今泰顺县狮子冈、平阳具凤岭等地发现商晚期陶器，器面刻有似古文字的符号。

（约前１１世纪中期～前４７６年）
今瑞安市莘塍、马屿、塘下等地发现３０座西两周春秋时期的石棚墓，其中有青铜短剑、戈、矛、镢、锛、小编钟、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等陪葬品。

（前４７５一前２２１年）  
今永嘉县永临西岸发现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用炼制青铜的原料黄铜块、锡块以及铁器农具。
周郝王九年（前３０６年）
楚灭越，据越国北境地（今浙江钱塘江以北）原越王无缰子孙回东南沿海逃，小部人散居在今浙南一带，称王称君，眼朝于楚。        

惠帝三年（前１９２）  
惠帝立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称为东瓯王。     
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
闽越出兵围攻东瓯。武帝遣庄助（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往救，末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恐闽越再来攻打，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４万多人迁徙庐江郡（今安徽省西南部地区）。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
闽越王郢击南越，汉发兵往救，郢据险御汉。其弟余善杀郢降汉，汉立余善为东越王，王东瓯故地。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     
冬，越衍侯吴阳等杀余善领其众降汉。武帝以东越反复无常，将其民内徒江淮间，东越国除。
昭帝始元二年（前８５）
以东瓯故地置回浦县，届会稽郡，县治章安（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镇）。     
章帝章和元年（８７）
以回浦县地置章安县。      
顺帝永和三年（１３８）
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贤宰乡（今永嘉县瓯北镇）。是为温州建县之始。
献帝建安元年（１９６）      
孙策据江东，先后派韩晏、齐辅为永宁长。
建安四年（１９９）
分章安县之南乡置松阳县。     
建安八年（２０３）
孙权派贺齐进兵建安（今福建建瓯），并发兵５０００镇压山越人。东汉晚期今永嘉县东岸、罗溪、芦田等地已烧制青瓷。

吴大帝赤乌二年（２３９）
在永宁县境南地置“横屿船屯”（今平阳县宋埠镇仙口村南），委派典船校尉监督罪徒造船。 同年 析永宁县大罗山以南地置罗阳县，县治鲁岙（今瑞安市西岙），届会稽郡。     
吴太平二年（２５７）
二月 析会稽郡东部地置临海郡，治在临海（寻徙章安），辖章安、临海、始平（后改始丰）、永宁、罗阳、松阳、罗江７县。
吴末帝宝鼎三年（２６８）     
改罗阳县为安阳县。

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
改安阳县为安固县。四年，析安固县南境置始阳县；旋改为横阳县。     
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
折临海郡南部地置永嘉郡，治在永宁，并筑郡城于瓯江南岸，辖永宁、安固、横阳、松阳４县。太宁初（３２４前后）置永嘉郡学于华盖山麓。温州立学自此始。  
太宁三年（３２５）     
李整舍宅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鹿城区公园路新华印刷厂旧址）。
永和、升平间（３４５～３６１）
王義之游永嘉。孝武帝宁康二年（３７４）析永宁县地置乐成县。     
太元十五年（３９０）
八月永嘉人李耽率农民起义。
太元十七年（３９２）     
六月大风雨，潮水倒灌、永宁、安固、横阳、乐成等近海４县，溺死者众多。
安帝隆安三年（３９９）
永嘉人张永率众响应孙恩起义，杀郡守司马逸。     
元兴元年（４０２）
四月永嘉大饥，人相易子而食。
元兴二年（４０３）     
八月卢循攻永嘉，为晋将刘裕击败，浮海南走。

宋武帝永初三年（４２２）
秋，谢灵运任永嘉太守。
宋文帝元嘉前期（约于４３１年前后）
裴松之任永嘉太守。
宋文帝元嘉前期（约于４３９年前后）
颜延之任永嘉太守。
宋孝武帝大明七至八年间（４６３～４６４）
永嘉等浙东诸郡连续两年大旱，米１升价数百钱，饿死者十有六七。
刘宋年间（４２０～４７９）
郑缉之撰成《永嘉郡记》，是温州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原书亡佚，仅存清孙诒让辑本一卷。永嘉、乐清等地饲养“八辈蚕”。
齐明帝建武初（４９５前后）
范述曾任永嘉太守，为政清平，商旅流通，百姓安业，受到明帝褒扬。
梁武帝天监三年（５０４）
丘迟任永嘉郡太守，作《永嘉郡教》。
梁太清三年（５４９）
十一月晋安（今福州）陈宝应乘侯景之乱，从海道攻取永嘉。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５５０）
张彪于会稽起兵反侯景，次年十月政永嘉郡。郡守秦远开城门降彪。
陈后主至德三年（５８５）
丰州（今福州)刺史章大宝反叛，进攻建安、永嘉内史毛喜整修城池加强防务并遣所部松阳令周领兵１０００余人支援建安平思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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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开皇九年（５８９）
撤永良临海二郡，置处州，州治括苍改永宁为永嘉县，撤实固横阳，乐成三县人永嘉 县，县治水嘉。
开皇十年（５９０）
十一月永嘉沈孝彻起兵反隋，自称大都督，隋文帝命朽军总管杨素讨平之。  
开皇十二年（５９２）
改处州为括州，辖永嘉、临海、括苍、松阳４县。
炀帝大业二年（６０７）
改括州为永嘉郡，郡治仍括苍。
大业十三年（６１７）
苗海潮率江淮起义军攻据水嘉唐武德六年（６２３）三月降唐。

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
改水嘉郡力括州，置总管府。
武德五年（６２２）
析括州之永嘉县地置东嘉州复永宁安固乐成、横阳４县。
武德七年（６２４）
改永宁县为永嘉县，乐成并入。
太宗贞观元年（６２７）
撤东嘉州横阳并入安固永嘉、安固两县夏属括州，隶属江南道。
高宗显庆四年（６５９）
日本遣唐使来华。途中遇风，船上多人罹难，仅东汉阿和麻等五人漂流至永嘉县得救。
总章二年（６６９）
六月飓风暴雨，海潮高涨，永嘉、安固两县被冲毁民宅６８４８间，溺死９０７０人、牛５００多头，受损田禾４１５０顷。朝廷遣使救灾。
上元二年（６７５）
析括州之永嘉、安固两县置温州。
睿宗文明元年（６８４）
七月温州大水，漂流４０００余家。
武则天载初元年（６８９）
折永嘉复置乐成县。
大足元年（７０１）
析安固复置横阳县。
玄宗天宝元年（７４２）
复改温州为永嘉郡，改刺史为太守。
天宝二年（７４３）
十二月吴今光率农民起义军从海道攻占永嘉郡，次年四月，为南海郡太守刘巨麟所击破。
肃宗乾元元年（７５８）
复改水嘉郡为温州，建静海军牧。广德三年（７６４），改牧史为刺史。同年置永嘉盐监官。
上元元年（７６０）
温州大旱饥荒。长史李皋冒“擅贷”之罪，开仓赈济数十万灾民，肃宗下诏嘉勉。
代宗宝应元年（７６２）
八月台州小吏袁晁于翁山（今定海县）聚众起义十月攻下温州。次年四月，袁为李光强部所败。
德宗贞元四年（７８８）
温州刺史路应于乐成，横阳两县修筑堤堰，使“二邑得上田，除水害”。
敬宗室历年间（８２５～８２６）
张又新任温州刺史。
武宗会昌二年（８４２）
中国商人李处人在日本肥前值嘉岛造海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程，二十九日抵达温州。日僧慧运乘此船经温州走五台山朝圣。
会昌四年（８４４）
刺史韦庸发动民工治理西南水患，凿阿道１０里，并筑堤堰引三溪（今瓯海区矍溪、郭溪雄模）之水汇于湖溉田民称其湖曰会昌湖，坦曰韦公堤。
僖宗乾符五年（８７８）
黄巢义军从仙霞岭入闽闽北居民大批流入温州。
中和元年（８８１）
八日朱褒乘黄巢义军攻打住安之机，占据温州次年被委为温州刺史。
昭宗大顺元年（８９０）
朱诞（朱褒之兄）为温州刺史此后，朱著床敖等朱氏兄弟交替为刺史，据温２２年。
天复二年（９０２）
十二月温州禅将丁章还刺史朱敖自称加州事。
次年四月丁自为大工李彦所杀，裨将张惠据温州是年安团改称瑞安。
哀帝无祐二年（９０５）
八月处州刺史卢约命其弟卢佶攻陷温州，张惠败逃福州。
天祐四年（９０７）
三月吴越王钱；镠命其子元瓘讨伐卢佶，攻克温州、卢估就戮。钱镠命吴琼为温州制置使。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９０７）
十二月铁镠命子元瓘筑温州子城。
开平二年（９０８）
八月为避后梁太祖朱温父诚，改乐成为乐清。
后梁末帝乾化四年（９１４）
改横阳县为平阳县。
开凿平阳县江南内河（今苍南县境内）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９３８）
摩尼教（亦称明教）从福建传入温洲。初在永嘉桥头溪心村建瑜珈寺，天福七年在瑞安宋岙等地建明教寺。
天福四年（９３９）
五月应吴越王钱元瓘之情，置温州军额为静海军节度。
后汉高祖乾祐元年（９４８）
钱塘僧愿齐至南雁荡山，独居明工峰顶十年后，后在吴越王钱*支持下，建普照道场并在周围分建寺院１８处。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
五月 吴越王钱* 献所辖１３州１军归宋
是年 温州由节度州降为军事州，属两浙路，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４县。
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
温比八周伫随商舶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
咸平二至四年（９９９～１００１）
温州文旱，饥民以竹实为食诏今免除两年欠税。
大中样符四年（１０１１）
李宗谔纂修祥符《温州图经》，后佚
温化始种占城稻（俗称金城稻）。
仁宗至和年间（１０５４～１０５６）
王开祖于华盖山麓设书院讲学从学者数百人
温州蠲纸质量居东南第一列为朝廷贡品
嘉祐三年年（１０５８）
正月温州大火饶毁房屋１４０００间，死５０人。
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一１０６７）
乐清县令焦千之在文庙内该县学
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
四月沈括考察乐清雁荡山
元丰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宋令素重修瑞安韩田石冈陡门，受益农田 ２０００余顷
哲宗元祐二年（Ｉ０８７）
万规在家乡赤水港（今年乐清市天成乡）捐资建桥，历七年完成。后人称此桥为“万桥”。
元祐五年（１０９０）
设造船场于温州郭公山麓岁造船以６００艘为额。
兀祐七年（１０９２）
乐清雁荡能仁寺铸成重达３７００斤的大铁镬。
绍圣二年（１０９５）
杨蟠任温州知州整修城内街坊重定３６坊名。
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
瑞安建县学
政和七年（１１１７）
四月温州军事州升为应道军节度州
宣和三年（１１２１）
一月初方腊起义军洪载部攻克处州。
三月十日仙居县吕师囊在日塔寨村扯旗响应.
四日永嘉楠溪俞道安揭竿举义，五月率部进占乐清县城，屯驻白鹤寺。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
罢军额．恢复州制，仍称温州属两浙东路。
建炎四年（１１３０）
正月二十五日宋高宗赵构避金兵难泛海抵温，三月十八日乘“御舟”离温。
建炎四平至绍兴元年（１１３０～１１３１）
温州置市舶务，管理刘外贸易
绍兴二年（１１３２）
八月 秦桧罢相来闲居五年六月任温州知州六年七日改知绍兴府。
是年乐清知县刘默发动民工修筑自乐清至琯头长５０里官塘后人称为“刘公塘”。
绍兴四年（１１３４）
温州柑桔列为贡品
绍兴七年门（１１３４）
蜀僧清了率众填平孤屿中川，移建江心寺于其上，又称中川寺。
绍兴十年（１１４０）
十一月大火烧毁州学永嘉县治市舶务及民居千余家。
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
十一月日本商船载硫黄、布匹等物遇大风漂泊至平阳仙口港船中男女１９人受到当地官员以礼相待     
是年乐清县令赵敦临率众筑东西溪石塘后人称为“赵公塘”。
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
修筑永嘉场军前大埭和平水埭茅竹山东北数万顷田地免受江潮侵害。
孝宗乾道二年（１１６６）
八间十七日飓风景雨夜潮人城潮退浮尸蔽江温属具溺死两万人。
乾道九年（１１７３）
朱熹来乐清东皋山艺堂书塾讲学从学弟子甚众。
淳熙四年（１１７７）
知州韩彦直募民工１ ３０００人，疏浚永嘉环城河
停浓五年（１１７８）
韩彦直作《永嘉桔录》一书。记述温州有１４种柑桔为世界最早的柑桔专著。
淳熙十三至十四年（１１８６一１１８７）
知州沈枢重修南塘河（即今温瑞塘河），陈傅良作《温州重修南塘记》。
光宗绍熙二年（１１９１）
三月大风雨雹、雹大如桃，积地盈尺。庐舍５０００余家被毁，禾麻、菜果皆损尽。
宁宗庆元元年（１１９５）
撤销温们市舶务
嘉定元年（１２０８）
平阳修筑阴均人埭（今苍南县境）附近８个都农田得以灌溉。
理宗淳祐间（１２４１～１２５２）
永嘉人王德用与其兄德明赴交趾（今越南北部）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德明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
宝祐元年（１２５３）
诏立《义船法》，广征民问船舶充作战船永嘉乐清瑞安平阳４县被征５０８０艘。
度宗咸淳元年（１２６５）
八月原永嘉郡王赵祺即帝位升温州为瑞安府。
恭帝德祐二年（１２７６）
正月元军将陷临安，益王赵是，广王赵炳逃婺州三月辗转至温州陆秀夫、苏刘义涨 世杰陈宜中等相继到温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
四月八日文天祥自通州（今南通）由海道来温寻找益广两王居江心屿月余，后赴福州八月元军自黄岩南下乐清鲍叔廉率族人在黄、乐交界之佛岭奋力抵御皆战死。
十月元军另一交由海道抵龙湾代知州秀工赵与* 退瑞府城陷落。
十一月元军占瑞安平阳陈自中（宜中弟）据守分水关战败、府属４县均为元军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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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１２７６）
永嘉陈虞之率族众千余人，在绿嶂垟一带阻击元军，后退至芙蓉岩据守击退元兵多次进攻。
十二月瑞安府改为温州路隶属江浙行省下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４县。
至元十四年景炎二年（１２７７）
十月抗元义军攻打温州城，元守军刘万权府尹严忠佑弃城逃跑。
十一月中旬，元浙东道宣慰使辉图率大军再次入城，义被子迫撤至山区。
至元十五年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
林大年在楠溪寨抗元与陈虞之相呼应，元军总管石兴祖派兵围攻林及其下属千余人全部战死。
次年陈虞之抗元亦失败。
至正二十四年（１２８７）
平阳人林雄、处州人詹唐老鹞聚众７万人抗元次年，抗元义军先后攻入瑞安平阳县城。
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
正月林雄詹老鹞等２００余人在青田抗元失败被俘遭杀害。
十二月青田划甲乙等军众万余人抗元曾攻入平阳县城后为元军所败。
是年温州置万户府。
成宗元贞元年（１２９５）
五月升平阳、瑞安两县为州。
元贞二年（１２９６）
二月二十日，永嘉人周达观随使团从温州港启航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次年六月回国后若《其腊风土记》。
大德元年（１２９７）
四月平阳陈空崖与嫂苏锦娘聚众抗元，建立“罗平国年导正治”，十月失败被俘。
七目十四日夜温州飓风暴雨，浪高两丈毁田４４０００余亩、屋２０００余间平阳、瑞安两州海溢死６０００余人。
大德三年（１２９９）
温州路设永嘉场、双穗场、天富南监天富北监长林场等五盐场。
大德八年（１３０４）
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传人温州建立掌教司衙门。
仁宗延祐四年（１３１７）
六日十七日婆罗公（今文莱）商船遇冈漂至中界山（今洞头）既上１４人受地方官礼持，资遣回国。
延祐五年（１３１８）
日本商船５００余人往庆元（今宁波），遇风漂至平阳州五十二都大岙，当地官员将其送往庆元。
顺帝至正十年（１３５０）
十二月二十八日，方国珍攻占温州，次年正月初三撤出。
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
十月方国珍偕弟国璋攻乐清瑞安。
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
正月张希伯金翁瑞等聚众数万起义，三月扎寨平阳州，后攻瑞安等地。
冬平阳戍卒韩虎儿、千户使吏陈安国发动兵变、十二月十五日攻下温州路城杀副帅吴世显年失败。
是年拆除温州子城辟为民居仅存谯楼及护城河。
同日青日八都（今又成黄坦）吴德样层成七聚众起义人数发展到数万处州、温州、 鳌州三路震动。
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
七月方国珍遣李德孙攻占温州，次年命侄方明善为省都镇抚分据温州。
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
春方明善调水军攻平阳州，九月城破。
十二月朱元璋参将胡琛遣将提兵东下克平阳。
至正二十五年（１３６５）
六月朱元璋参将胡琛攻克乐清，擒方国珍镇抚周清等。
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
十月二十二日，朱元璋部将朱亮祖自黄岩进军温州方明善败退海上。
二十六日朱亮相取温州克瑞安。
十一月廖永忠与汤和合力追击方国珍。
十二月，方国珍方明善败降朱元璋。

太祖洪武元年（１３６８）
温州改路为府领永嘉乐清瑞安、平阳４州县。设温州卫，卫指挥使司在府治东。
洪武初（１３６８～１３７０）
乐清县柳市新市（今虹桥）瓯海地带陆续修建２７条河道滨海塘田得以开发。
洪武二年（１３６９）
降瑞安州为县
方国珍及张士城余党亡命人海，勾结倭寇掳掠水嘉乐清玉环及中界山（今洞头）等沿海村庄
供武三年（１３７０）
降平阳州为县
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十二同靖海候吴祯编方国珍旧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共１１万余人
是年禁止沿海百姓私自出海。
洪武五年（１３７２）
朝廷将温州等地６６０艘海船改造成多橹快船，用于抗倭。
洪武六年（１３７３）
兴建乐清新城。
青田盐贩周大豹等６００多人出入瑞安之彼村百丈（今属泰顺）等地杀三魁巡检。
洪武八年（１３７５）
八月暹罗（今泰国）遣正使冒罡坤信、副使诏毡哆*携布疋、绵被象牙胡椒黄腊降、真香及大象等贡物，乘船来华朝贡，遇风嫖泊至温州温州卫差宫送他们至京师。
洪武九年（１３７６）
浙江行中书省改称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下设杭严嘉湖宁绍金衙温处５道分巡各府。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十月青田叶丁香与青田黄坦（个属文成）吴达三（一作“连三”）以平阳吴岩山为据点，聚众起义。
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
四月倭寇扰平阳金乡（今属苍南）及县城。
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
杨和奉命行视浙东西诸郡，整饬海防温州卫指挥使王铭修缮温州，府城，增筑外垣疏浚城壕。
倭寇掠乐清岐头。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
置金乡卫、磐石卫及宁村、蒲岐、海安、沙园、蒲门、壮士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传递军事信息。
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
三月倭寇扰金乡炎亭。是年温州沿海中界山、梅头、琯头、北监、龟峰、船艚、江口、仙口、三山、小鹿、沙角等１１处设巡检司，管锋烊燧９３所。
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
倭寇犯平阳壮士所，副千户王山战死。
洪武末（１３９７年前后）
丽水、平阳等７县设银场局，岁课银２８００余两。
惠帝建文三年（１４０１）
十月倭寇在炎亭登陆。金乡卫指挥佥事戴顺战死。
建文四年（１４０２）
户部侍郎卓敬（瑞安人）曾密疏建文帝未允＊徙燕王末棣于南昌。燕王登极后责以离间骨肉罪，斩卓敬，诛三族。
成祖永乐八年（１４１０）
十月初五倭寇犯乐清蒲歧，千户杨文战死。同日，千户崔兴等在下堡海面与倭船相遇，力战牺牲。是年乐清高僧慧心（号鉴空，俗姓方）应召人文渊阁，参与编修《永乐大典》。
永乐十年（１４１２）
平阳修筑捍潮堤堰１３０里。
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
倭寇陷乐清城，居民被杀甚众。朝廷以失机之罪，杀指挥千户、百户等３０余人。
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
六月中官张谦出使西洋回国，在金乡海面遇倭，大破之，俘倭寇数十人。
永乐间（１４０３～１４２３）
平阳天井垟、赤岩山及后属泰顺之焦溪、龟伏、净水等地开采银矿。
英宗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
处州叶宗留率矿工起义，进攻闽、浙、赣边区，“瓯括骚然”。
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
二月邓茂七在福建沙县起义，八月攻平阳和瑞安东界。

世祖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礼部尚书顾锡畴辗转赴闽途次温州江心屿，因制止温州总兵贺君尧纵兵为暴全家道贺惨杀。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七月清军经台州南下温州府城文武官员多弃城逃走守将总戎范绍祖降清出榜申剃发令改衣冠制。
六月十四日清军入瑞安平阳。
是年裁温州各卫卫都司改为守备并建水师副将。
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十月平阳汪佑等聚众反清围平田县城。
十二月初匹汪佑战死。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
春永嘉方岙生员何兆龙聚众反清，人数发展到１０万余人，以头裹白巾为号成“白头军”。
次年白头军陷瑞安泰顺及平阳金乡并进攻温州。
顺治七年门（１６５０）
五月明大学士闽人刘中藻派陈仓率抗清义军攻入蒲门（今属苍南）。
十月陈在沿浦为清游击萧起荣击退。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
金华总兵马进宝会同温将王挠等围剿“白头军”，何兆龙、谢旗牌、沈可耀及陈仓等先后被清军捕杀。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张煌言率抗清从厦门厂还浙途次温州旋人吴淞抗清。
顺治十二年门（１６５５）
五月郑成功抗清军攻略平阳十一月三十日入蒲筹饷。
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
清廷颁布悔禁令，严禁商民私自出海贸易。
郑成功部将甘辉在乐清地团翁垟等地筹饷并在乐塔山立严禁索需场户碑申明纪律。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
乐清山区出现虎患多人遭伤害。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五月郑成功率部从海道进逼温州府城扎营南门巽山清军据城坚守相持半月郑军取足粮饷而去十月下旬郑成切部围攻磬石卫、十一月七日破乐清城杀清守将熊应凤。
是年清廷设立浙江总督总督府驻温州。
师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春、夏秋永嘉大疫。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八月清廷为切断邓成功与沿海人民联系，下迁界令温州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永嘉迁３０里，平阳迁１０里，瑞安迁５里，乐清弃地九十存里四十二。
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温州于沿海立界桩，增设烽堠台寨，驻兵警备。
乐清猛虎伤人数百；六年门（１６６７），虎入县城。
康熙初年
宁波慈溪郎中叶心培在温州创办叶同仁国药店。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
设温处道，辖温、处二府，洽设温州。清廷下令展界，温州沿海弃地逐步恢复。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四月靖南王耿精忠据闰反清派都督曾养性吴长春率部攻占平阳县城；五月初围瑞安城二十八日，围温州府城。六月初二清温州总兵祖宏勋，诱杀巡道陈丹赤和永嘉知县马*于大观亭，迎曾养性部入府城。初五，曾养性部破乐清等县。
八月十九日清廷派宁海将军贝子傅喇塔、定南将军布尔根率部进剿耿军收复乐清，九月初三大败耿军于楠溪绿嶂山，接着进驻温州两山用大炮日夜攻城。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二月至五月贝子傅喇塔与曾养性两军战于温州西山曾部连续失败死伤两万余人。
九月海上匪徒侵犯瑞安涨西乡屿头一带，掳掠妇女百余人勒索被掳家属以布米赎人
十七年八月又犯瑞安梅头掳掠妇女。
九月二十日耿精忠在福建降清十月初曾养性在温降清，十二月回闽。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
台湾定北将军刘大福等率舟师来温降清。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春永嘉乐清地震九月温州府城大火烧毁民居５０００余家。
康熙了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八月康熙帝统一台湾。十月清廷开海禁。迁民回归故里次年十月温州港恢复对外贸易。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设濒海关于宁波，下辖温州瑞安平阳等１５个分口温州分口下设状无桥宁村黄华、 蒲岐４个旁口平阳分口设大渔（今苍南）旁口。
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
天富南监盐场并入瑞安双穗场。
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
温州设官营船厂岁造战船９０艘。
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裁王富北监盐场（原在玉环明初迁乐清白沙岛）并入长林场。
雍正六平（１７２８）
析乐清太平等县部分地置玉环厅隶温州府。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
奉令禁吸鸦片。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
福鼎陈汝白陈肖云兄弟来乐清南塘围垦涂地至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共筑塘６处，围地８０００余亩。
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七月至八月十五日平阳飓风暴雨７次，海溢田地尽没江口南岸海塘毁坏殆尽。次年，清政府运米赈济灭民。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平阳永顺纸伞作坊开业所产纸伞远销日本及南洋各地。
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
六月十二日真腊（今柬埔寨）商人５２人乘船遇大风迷航，漂至南麂洋面、后同清水师遣送厦门转道回国。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清延限广州粤海关一口对外贸易，封闭江浙闽海关温州瑞安、平阳三个分口及所属 旁口亦随之关闭。
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
五月海溢平地水满五六尺，八月飓风暴雨海溢淹没屋舍、畜无数稻谷无收。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学政窦光*视学浙江，生员吴荣烈等２４人联名状告平阳知县黄梅贪赃枉法，几经反复，最后定案黄梅处斩道肘县涉案官吏１０余人受处分。
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温州设有全盛永义昶永利二家传递民间信钱物的民信局。
嘉庆二年（１７９７）
福建同安人蔡牵等聚众海上，进行武装走私活动多次与清水师战于温州洋面。
至十四年（１８０９）蔡为浙闽提督邱良功、王得禄合兵击败战死于黑水洋；次年蔡残部亦缴船械投降。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
春夏大疫冬大寒民冻死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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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驺摇，号毋余，秦汉之际人，生卒年不详，是越王勾践的七世孙，亦即第七代东瓯王。

    东瓯王实不始自驺摇，而是驺摇的先世，据《越绝书》佚 文记载；“乐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姬姓）四年。”“周元王（姬姓）四年”即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其时已建立东瓯王国，它的地域相当于今温州、丽水、台州等三个市地范围。又《顾氏家乘》：“驺摇先世，周时世王东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可相互佐证，故《越绝书》佚文所记是信而有征的，说明东瓯开发历史之久远，而历代的《永嘉县志》或《温州府志》对此均失载，而称东瓯王始自驺摇，以至有关历代东瓯王的事迹湮没无 闻，这不能不说是瓯越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废分封，置郡县，嗣后征服了瓯越和闽越（今福建）。东瓯王朱安（即驺摇父）被废为郡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关于闽中郡设置的时间，一般认为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所谓“七闽泽福 祉”即指此而言。

    秦代末年，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驺摇闻风而动，率领瓯越子弟兵参加了鄱阳（今江西）令芮的抗秦队伍，以越队将的身份驰骋千里，转战关中，“又从入关”，即进入战略重地函谷关，所谓“先入关者为王。”破秦后，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驺摇则以都尉之职成为吴芮的主力之一。接着又随同吴芮参与了刘邦与项羽的楚汉之争， 逐鹿中原，平定三秦，统一关中，辗转苦战达四年之久，并引兵垓下，协同彭越、韩信、黥布诸路大军，取得楚汉最后决战的胜利。

    由干驺摇平秦佐汉的历史功绩，汉高祖刘邦晋封驺摇为“海阳齐信侯”，“候千八百户。”（《史记·高祖功臣侯年 表》）海阳即汉南海郡之揭阳县，即今广东省潮州地区。四库全书本《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曾有如下的记载：“汉高帝以二都尉皆击项籍有功，复封胡害为贯侯，毋余为海阳侯。” 相传其地有“越王走马埒。”汤田昭在为《温州府志》所作《序》中曾说：“历观往牒，东瓯君长，七闽、南闽越皆据有疆土，南面称孤。”“南越”即南粤，盖指驺摇被封海阳侯而言。到 了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日闽君摇功多，其 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史 记·东越列传》）当时的法定封号为东海王，“世俗号为东瓯王”乃沿袭先世“东瓯王”的旧称。

    正由于驺摇平秦佐汉的历史功绩，以及对瓯越早期经济、文化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瓯人为敬仰和纪念这位老祖宗，特建 立东瓯王庙，并于每年古历三月八日，拥东瓯王塑像巡游街市， 驱灾祈福。朱彝尊在《东瓯王庙碑》中说：“予读史之秦汉之际， 有感东海王之事，其报仇雪耻，无异良横之所为，及诸侯畔秦， 王率越从鄱君入关，灭秦。汉击楚王，率越佐汉灭楚。”“是可谓豪杰之士矣。”这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庙在华盖山下。

    死后，葬于鹿城区西山瓯浦垟，其墓已经有关部门修复竣工。 驺摇有子二，一名昭襄，封哀侯，承袭东瓯王位；一名期视，封顾余侯，后移居会稽。相传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 道”，南朝刘家时尚在。由第一代东茚王至驺摇，凡七世，历时二百八十一年，明 王叔杲在《重修汉东瓯王庙记》中说：“睹平成者思明德，享粒 食者颂思文，王之功美域远矣。”其功绩永远值利我们后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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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一直到宋朝之前，温州本地的文化都是比较匮乏的，没出几个文化人，但在这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在温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郭璞（276一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为西晋、东晋之际著名学者。曾对温州作出过两大贡献：
    第一，他是一位训诂学者，注释过好几部古籍，《山海经》便是其中一部。《山海经·海内南经》有一条关于温州古地名的记载：“瓯居海中”。郭璞在此条下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此注看似简单，其实已总结了自西汉初年建东瓯国，直至东晋太宁元年置永嘉郡五百多年“瓯”地政区建置的历史。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受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武帝时徙东瓯军民于江淮间，国遂亡。昭帝初以东瓯国地为回浦县，旧王都为东瓯乡。东汉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于东瓯乡置永宁县，隶属会稽郡。三国（吴）太平二年析会稽郡东部为临海郡，永宁县也改属临海。
    第二，郭璞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晋书·本传》记述他卜筮灵验之事至多。例如郭璞葬母，筑墓暨阳，离开河水只有百步。有人对他说；这墓离水太近，恐怕不安全。郭璞回答说：这条水不久就要变成陆地的。后来果然沙涨数十里，成了陆地。可见他熟知地理变迁，有预见之明。温州在晋明帝太宁元年决定修建郡城时，恰巧郭璞客寓于瓯，故请他“为卜郡城。”（清光绪《永嘉县志》）。
    郭璞当时登上温州“西郭山”，观看地形，看到九山环列， 好象北斗星座一样，依山控海，形势险要。是建造郡城的好地方。其中华盖、松台，海坛，西郭四山象北斗的“斗城魁”，积谷，冀吉、仁王三山象“斗构”黄土，灵官二山则是辅弼。因此他建议跨山筑城，可长保安逸，因名城为“斗城”。
    郭璞在设计郡城时，还设计在温州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作为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以解决城内人民的用水和适应战时的需要。现还存有几口，最著名的是铁井栏街的“铁栏井”。郭璞还说“城内五水配于五行遇潦不溢”。五水即东为伏龟潭，南为雁池，西为浣纱潭，北为潦波潭，中为冰壶潭，潭与河通，注入瓯江，即遇连绵大雨，也不至于满水。
    瓯人为纪念郭璞绘郡城建筑蓝图的重要贡献，把他登临相城的西部山改名为郭公山，并在山下建郭公祠。唐敬宗时温州刺史张又新有题咏：
                昔贤登步立神州，气象千年始一浮；
                南望群州如列宿，北观江水似龙虬。


王羲之 （321～379），字逸少，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世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世族大家，是我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在书法艺术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游龙”，被后世尊为“书圣”。性爱山水，能诗善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仅在文学上是宴游诗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在书法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他所作书简杂帖，或议论时政，或抒发怀抱，亦为世所称颂。
    王羲之小时拙于言辞，及长，聪慧有辨才，为时贤所器重。22岁任秘书郎，后迁征西将军参军，累迁长史，荐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授护军将军、皆不就。永和七军（351）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羲之重政宽和，时会稽灾荒，他开仓赈贷，漕运便民；朝廷赋役繁重，“每上疏争之；”曾痛斥当时吏政腐败，说；“自倾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关心民间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好事。
    羲之信奉道教，崇尚清淡，性格豪逸，好山水之游，素无廊庙之志。后来与朋友王述发生矛盾，王述升任扬州刺史，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出于私怨，对羲之诸多挑剔，羲之深以为耻，便称病辞职，并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任官职。《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娱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食不远千里，偏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 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可见其辞官后优游山水的生活情景。
    王羲之与温州有着密切关系。明任敬在《温州府图志·序》中云：“尝考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尚慈惠，谢灵运之招士讲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王羲 之在温州留下许多逸事遗迹，如：“五马坊”，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九载：“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控之，今有五马坊。”杨蟠《咏五马坊》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首句有“五马”，末句有王羲之“换鹅”典故，所指是王羲之无疑。杨蟠是北宋时温州知州，曾定温州城内为三十六坊，其中就有“五马坊”，可见“五马坊”为太守王羲之而命名在北宋已见之于文字记载。《方舆胜览》还记载了温州百里坊至平阳屿一百里河港荷花盛开，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唐温州刺史张又新《咏百里坊（芳）》诗云：“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造访乐清高士张荐。”：明永乐《乐清县志》卷二“丹霞山”云：“初，晋张文君炼丹於此，太守王羲之访之，文君遁入竹，不获见。”同书卷八“仙释”云：“张文君，字子雁，乐清人，世居白鹤山下，得神仙修炼之术，於所居傍炼丹。郡守王羲之慕其名往访焉。文君以余药掷溪水，遁入竹中，右军不获见而去。”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张文君”云：“永嘉人，隐丹霞山，郡守羲之造访，遁入竹中不得见。唐张又新《白鹤山》诗云：“欲驱五马寻真隐，谁是当年入竹人。”《太平御览》卷九六三“竹部”引刘宋郑缉之《永嘉郡记》云：“乐成县民张荐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属，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荐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可见王羲之任永嘉郡守造访乐清张荐事，自刘宋、庸、宋、明、清以来一直连续记载，一脉相承。
    除了上述记载外，又如“墨池坊”（现墨池遗址在鹿城区政府大院内），《永嘉县志·古迹》载：“墨池，在墨池坊，王右军临池作书，洗砚於此。”明叶式《墨池记》云：“右军刺温多惠政，暇辄复临池以适其情，后人因祠於郡城。”“华严石砚”；温州江北罗浮华严山产石砚，王羲之得之甚喜，简帖中有：“近得华严石砚颇佳”之语。相传温州郭公山“富览亭”三字为王羲之手书。旧温州府署左井栏内侧刻有“容成太玉洞”五字，相传也为王羲之所书。王羲之游恶溪见溪水惊险奇绝，遂书“突星濑”三字於溪边大石。温州华盖山下旧有“王谢祠”，为温州人民怀念王羲之、谢灵运而建的。
    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太守，从唐宋前后以来，均有文籍可稽，史书源源连载，证据确凿；但近来也有学者据《晋书·王羲之传》缺载而提出否定或质疑。
   

谢灵运 （385～433），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育于钱塘（今杭州）杜明师道馆，直到15岁总角之年，才由钱塘接回建康（今南京），住在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内，因此象人都叫他“客儿”，人称“谢客”。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谢玄是东晋名将，在淝水之战中和叔父谢石、族弟谢琰一起，以八万人马大破前秦苻坚号称百万的大军。维护了东晋偏安的局面，被封为康乐县公。父亲谢瑛袭爵任秘书郎，母亲是东晋名书法家王献之的外甥女。其祖辈、父辈亲族中为显爵大官者甚多，显赫的家世和优裕的生活，使谢灵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但性格上高傲、任性、不受拘束，萌下了日后受害的祸根。由于他父亲早逝，他在18岁即承袭“康乐公”称号、食邑2000户；世称“谢康乐”。
    20岁时，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开始踏上仕途。因生当乱世，当时的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纂乱相寻，他在政治的风浪中颠顿，颇多曲折。初任琅王大司马行参军，次年转为抚军将军刘毅的记室参军。义熙七年（411），刘毅反对刘裕兵败自杀，谢混也被诛杀，刘裕没有深究长期追随刘毅、与谢混关系密切的谢灵运，反而起用为大尉参军（时刘裕官居太尉），表示拉拢。次年改为秘书丞，但不久即被免官，赋闲居家三年。义十二年（416），再度出仕，为骠骑将军刘道怜的谘议参军，转中书郎，后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待郎。十四年任相国从事中郎。元照元年（419），谢家有一门人（仆役）与灵运小妾通奸，灵运使人杀于水边，为王弘所弹奏，再次免官。元熙二年，刘裕取代东晋，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来，改元水初，下诏一律废除晋代的封爵，只对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例外，但爵位下降一级，食邑减少，谢灵运由公爵降为“康乐县侯”，食邑500户。
    永初三年（422），宋武帝刘格驾崩，太子义符即位，仅17岁。称少帝，以傅亮为中监尚书今，谢晦为中书今，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朝中大事均取决于他们。少帝非帝王之才，不久即被废。按封建宗法规定，应由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继位，但权臣们拥戴刘裕三子义隆。庐陵王义其聪明、爱文士，在他门下知名人士有谢灵运、颜延之和慧琳（高僧）等，徐羡之等权臣为剪除庐陵王的羽翼，当武帝刘裕病重时，即策划下诏，把义真调离京城，继而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贬谢灵运为永嘉郡太守，任颜延之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慧琳也被逼离建康。随后于景平二年（424）即废少帝义符。不久义符、义真均遭杀害。义隆登基后，称宋文帝，改元元嘉。到元嘉三年，文帝的地位已经巩固，就断然诛杀擅权专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灵运被召至京为秘书监，寻迁诗中，颇受宠遇。但始终是个侍从文臣，不久又托病回始宁过隐居生活。
    元嘉八年（431）灵运请求把会糟东郊的回踵湖与始宁的*蝗湖的水排掉，开为农田，会稽太守孟*不同意，灵运说孟*不为利民着想，而是自己信佛戒杀生，伯湖中鱼虾丧失才反对垦田。并嘲笑他说：“得道靠的是天性聪慧，你虽然生在我前，成佛必在我后，”孟*深恨之，告他有“异志”，灵运连夜赴京申辨，文帝不予追究，留他在建康，半年之内编定64583卷 。“四部书”的目录，并和名僧慧严、慧观对翻译《大*战经》作文字润色。旋出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内史。在临川说他依然纵游无度，为有司所纠。九年，司徒刘义康竟遣使去收捕他，灵运无法忍受耻辱，调兵拒捕，于是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十年，被诬参与农民谋反活动，在广州被杀，时年49岁。
    灵运有一子名风，早亡。孙超宗好学，有文辞，历官临淮太守、齐黄门侍郎。次孙超祖侍候祖母太夫人于永嘉。灵运死后，其母忧患而死，葬于永嘉飞霞洞之左，超祖及后代遂成为永嘉人。
    谢灵运于永初三年（422）出任永嘉郡守，原定夏末到达永嘉，因被贬谪心里不好受，乃延至秋凉以后。离别京城之日，亲友们都到建康东门外码头送行。他写有《邻里相送到方山》诗，“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还有一首《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就是记述当时的情况。出京后，先回到会稽始宁老宅和家人道别，然后沿浦阳江顺流而入，进入富春江，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分别写下《富春渚》、《七里濑二首》、《初发新安桐庐口》、《夜发石关亭》等诗篇。从始宁到石关亭，已舟行十天十夜，石关亭到永嘉，还要经过义乌、东阳、缙云，然后陆行到丽水，挂帆瓯江东下，经青田直抵永嘉，时为八月十二日，正是中秋节前夕。随同来永的有法*、僧维、慧麟诸道人。
    当时永嘉郡属扬州道，下辖永宁、乐成，安固、横阳、松阳五县，包括今温州市与丽水大部地区及台州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但负山面海，控江带溪，山水奇丽。《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屐迹遍及郡内诸县，“所至，即为诗咏以致其意”。当年秋冬，即写有《晚出西射堂》、《登永嘉绿蟑山》、《游岭门山》、《斋中读书》等诗。其间曾患病卧床，直到次年早春始愈。大部诗篇写于景平元年（423），有《登池上楼》、《邵东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种桑》、《石室山》、《白云曲》（存目）、《春草吟》（存目）、《过白岸亭》、《读书斋》、《游赤石进帆海》、《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游南亭》、《登江中孤屿》、《白石岩下径行田》、《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过瞿溪山饭僧》、《命学士讲书》、《北亭与吏民别》。还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旧温州府、县志均认为写永嘉郡，但学术界有争议。谢灵运工诗文、能书画、通史学、熟精佛老，一生著述甚丰，见于著录的有20多卷，惜大部散佚，今尚能看到的，有文4卷，诗90余首，其中写永嘉或与永嘉有关的几占其三分之一，而占其山水诗的二分之一，在永嘉写的文章、书信、著论有《答弟书》、《与从弟书》、《游名山志》、《与诸道人辨宗论》（《三家集》作《辨宗论》、《大藏经》卷五二作《辩（辨）宗论清道人王卫军问答》）、《辞禄赋》等，作于离永嘉郡返故乡途中有《归途赋》、《答从荣书》等。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发掘自然美，自觉地以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诗人，是中国山水诗的奠基人，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的诗既具有开创生面，变革传统诗风（玄言诗）的意义，又有辞采典雅，清丽自然，状物工巧刻炼，意境幽深、孤峭、开阔，寓情于景，寓理于情，情景意融为一体等特点。如“连嶂叠*，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舟，夕*岚气阴”（《晚出西射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苕，绿齐初叶”（《登上戍石鼓山》），“残红被径坠（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均天然浑成，意象不俗，为历代诗家所赞美。南朝鲍照评论：“谢五言如初发鞭蓉，自然可爱。”（《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宋吴可赞叹说：“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学诗》诗），金元好问也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干秋五字新”（《论诗三十首》）。明代王世贞说：“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艺苑卮言》卷一），章培恒、骆玉明在他的新编《中国文学史》（371页）中说：“他的山水诗常常是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相结合。”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当时朝野就很轰动，《宋书·本传》说；“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效谢体诗者代不乏人，如南齐萧晔、南朝梁伏挺、王籍、何逊等。学灵运诗最成功的要算谢眺（字玄晖、号宣城）。唐代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孟郊、宋代杨万里、范成大等受其影响自不必说，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等都曾从他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元、明、清及近现代诗人也无不从中得到启示。因此他的涛不仅为永嘉山水增光添色，使温州名扬海内外，成为全世界旅游者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也 为我们这个泱泱诗国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对于启迪温州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影响极为深远。
    谢灵运在永嘉的治绩，为他的诗名所掩，一直不为人们所注视。再是受齐梁·沈约的《宋书·本传》所影响，认为他只管游山玩水，“民间听讼，不复关怀”。但是从他写永嘉的诗作中，仍可见其不仅是一位名诗人，也是一位颇罕众望、有所作为的太守。
    他在永嘉郡实行道家的“无为之治”，重教化，兴郡学，提倡水利，勉励农桑，关心民间疾苦，做了不少好事。他曾到乐（今乐清）白石、磐屿等地巡视农田水利，察看台风大潮，看到当地灾情严重，民不聊生而深感内疚，提出要修建一条长堤，把农田保护起来，并把大河小河联成网络，以利排灌，当时到底已采取那些具体措施已无可考，但敢于提出“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白石岩下径行田》）的宏伟水利规划，足以说明他的决心与远见。他曾带领老百姓到城郊栽种桑树，“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种桑》），透示太守对桑树成林，发展养蚕事业的热望，也对自己千里迢迢来此海隅任职的一点慰藉。永嘉有悠久的养蚕历史，东晋时即有“八辈蚕”的记载（郑缉之《永嘉郡记》），谢灵运此举，是起了鼓励和促进作用的。
    他遍历各县，不单纯是为了游山玩水，也对永嘉郡的山海之利、民情风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登东山观海，到瓯江口看洪波大浪，游赤石进帆海，并溯永嘉江（今瓯江及其支流楠溪江、上*江），安固江（今飞云江）横阳江（今鳌江），“寻山涉岭，必造幽峻，岩障干重莫不备尽”，在今洞头一带“采石华”（牡蛎）“拾海月”（贝类一种），足迹直至地*山（木榴山，今玉环山）。楼石山（在今苍南县）的枝子、赤岩山（在今平阳腾蛟湖窦村）的甘蕉林、横阳（平阳）诸山的“恒山”（一名玄草，味苦寒，主治伤寒）、吹台山（在瓯海区）的高桐树、芙蓉山（在乐清）的五色鸟、新溪（在乐清）的牡蛎，石室山（在水嘉县大若岩）的黄精和紫苑、泉山（今大罗山）的麦门冬和牡丹花 等名特产和中草药尽入他的《游名山志》。从他的《命学士讲书》一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重视。他曾亲自到郡学去讲学，在即将离位的时候，还到郡学去检查学生的作业，要他们讲解群经，勉励他们树立远大志向，成为有用之材，千百年来对温州学风影响至深且远。明·任欲在《洪武温州府图志·序》中有一段话足以充分说明，“尝考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天羲之之治尚慈惠，谢灵运之招士讲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沿及李唐，人才稍出，至于赵来元丰淳熙之间，道学渊懿，文物之盛，庶几乎邹鲁之风矣。迨及有元，余韵尚存，推原其自，虽气运使然，亦承流宣化者，代有其人也。”谢灵运播下的文化教育种于，开花结果，代代相因，这是他对温州人民最大的贡献。
    景平元年（423）九月，谢灵运称病提前离职，他的同族兄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相继来信劝阻，都未能改变其主意。永嘉吏民到北亭（今望江路一带）去送行，他在《北亭与吏民别》一诗中，自谦德薄智浅，乏所建树，感到歉愧，最后发出感人肺腑的心声：“前期渺已往，后会邈无困，贫者阙所赠，风寒护尔身。”如果没有爱民如子的真情实感，是很难作出这献给人民、也留给历史的千古绝唱，送者无不潸然泪下，一直待到他登船溯瓯江西去才返回。《宋书·本传》对灵运在永嘉郡的治绩完全采取否定态度，以后在临川郡，也是用“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究”。如出一辙。估计沈约所据的资料，来源于前朝权臣们对他的迫害、打击的奏章等宫廷档案。他的政敌一直以“肆意游遨”，“纠止轻薄”、不理政务向文帝告状，文帝爱才不想处理他，最后竟诬以有“异志”，甚至编造出支持农民造反等谎言，以“叛逆”罪处死，这是一桩千古奇冤，一场历史悲剧。永嘉郡的百姓理解他，赞赏他，并不仅仅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应该说与他的政绩有关。温州至今尚留有许多纪念他的遗迹：在鹿城区有康乐坊、竹马坊、谢池巷、池上楼、谢客岩，江心屿有谢公亭、澄鲜阁；在乐清北雁有谢公岭、落屐亭、中雁有怀谢亭；在瑞安仙岩也有纪念亭，在瓯海藤桥有谢公岩，在永嘉楠溪江大桥和康乐山庄，均建有他的塑像。在青田县有谢桥亭……。他的治绩已深入人心，他的歌吟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及民族审美意识，与浙南的名山秀水一起，披着永不磨灭的霞光。

被称为“山中宰相”的南朝陶弘景，曾隐居永嘉楠溪和瑞陶山多年，留下不少遗迹和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

陶弘景 （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属南京市）人。一生经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家。他出生于书香家庭。祖父陶隆，为王府参军，父亲陶贞，曾任孝昌县令。弘景小时即表现奇特，四五岁就用荻干作笔在灰中学字，十岁开始研读葛洪的《神仙传》。他父亲是被妾害死 的，因此他终身不娶妻。读书破万卷，善琴棋，工草隶，通晓历代典章制度，不到20岁，召为南朝宋末诸王侍读。齐武帝永明十年（492），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归隐茅山（今镇江市句容县）徘徊于山水之间，以听松涛、吟咏为乐，自号华阳陶隐居。沈约为东阳郡太守时，慕名多次寄信相邀，都不赴约。
    萧衍平建康（今南京），兵至新林，正是齐梁禅代之际，陶弘景派弟子取小道上表迎候，引用图谶，认为天下必归梁。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对他恩宠有加，每逢吉凶未卜或军国大事都要先问陶弘景，书信来往不绝，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笃信老庄哲学和葛洪神仙理论体系，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寻求灵异。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后东行浙越，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类慧明；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上虞）*山，谒法师钟义山；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及诸宿旧道土，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对以往的葛洪金丹教，杨 义的《上清》经篆道教以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进行总结和改革，开创了有深远影响的道教茅山宗。他主张佛道双修，儒释道三教调和兼容并包，曾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在养生问题上主张形神双修，养性与炼形并重。一生勤于著述，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方物、医术、本草无不通晓，他也从事金丹烧炼。著作甚多。纂《真浩》、《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
    康熙《温州府志》载：“陶弘景栖茅山，一日梦人告曰，欲求还丹，三永之间。知是永嘉，永宁、永康、遂人摘溪青嶂山修道”。乾隆《温州府志》、光绪《永嘉县志》均有述及陶弘景在天下第十二福地大若岩，将广泛搜集到的杨、许三君（杨义、许谧、许*）的遗迹，进行整理，编撰成道教最著名的经典《真诘》7篇20卷，故大若岩又名真诰岩。
    陶弘景在《答谢中书（谢征）书》所描绘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耸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过去人们以为这是陶氏写茅山的景色。现经查考，谢灵运的游踪并未涉及 茅山，而他在永嘉却写过《登永嘉绿蟑山》、《石室山》、《过白岸亭》等多首诗篇。可见陶氏所云“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实指楠溪江。
    传说陶弘景尝在安固（今瑞安）福泉山结草为庐，采药种药种甘蔗（药用），为穷人治病，不取分文。群众感其思德，将他住过的地方称“陶山”，种药的地方称“药齐”，山称“药齐项”，甘蔗称“陶蔗”。他练功的地方常有白云缭绕，陶诗有云 “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故这一带旧称“白云乡”。如今，陶山寺尚留有清人撰写的楹联：“六朝霸业成誓水，千古名山犹姓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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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从宋朝开始，经历千年沉淀的温州陆续涌现出一批批杰出人士，在此，仅选取几位进行介绍。


王开祖，字景山， 学者称儒志先生，宋永嘉县人。 皇佑五年(1053)进士，举贤良方正，不中第，在家纵观经史百家之书，与学者共讲之，从游者常数百人，未几卒，年仅32岁。时濂洛诸儒初起，其道未及东南，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著有《儒志编》。“道学“之名，在北宋儒者中，最早也是由王开祖所提出。

许景衡 （1072－1128），字少伊，浙江瑞安人，出生在今丽岙镇白门村，死后谥“忠简”，著有《横塘集》，人称横塘先生。历任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大臣。居官清廉，刚强忠直，虽然厄于权倖，屡起屡踬，但与佞臣权好的斗争，始终没有屈服过。后人敬仰他的高风亮节，曾建祠纪念他。至今，在瑞安城内的西岘山上，尚有“四贤祠”，就是纪念他与陈傅良、高明、卓敬的。
    许景衡于元祐九年（1094）中进士，曾任浙江黄岩尉、河北乐寿尉和河间知府。徽宗宣和六年内召，任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当时工黼、蔡信等受徽宗宠信，把持朝政，祸国殃民。许景衡不顾个人得失，多次上书陈述意见，反对王黼专权。闻有任用童贵为河北宣抚使之议，即上书弹劾其“贪谬不用者数十事”申说万万不能任用。
    宣和年间，北宋王朝在镇压方腊起义时，因各地遭军队的骚扰和破坏，使江浙郡县户籍减少一半，而茶盐税收却不减于 往昔，“花石纲”运输的劳役有增无减，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景衡上书要求朝廷减免江浙路茶盐税，停止“花石纲”运输劳役，因而为王黼等所忌妒，借故中伤，将他排挤出京。
    钦宗即位，被召还京，任大常少卿，升中书舍人。不久，因不顺从权贵的意见，又丢掉官职。
    高宗渡江，在商丘即位后几天，召许景衡拜为御史中丞。当时高宗任用黄潜善、汪伯彦为相，黄汪及其追随着，企图罢解东京（开封）留守宗泽的兵权，取而代之、因而罗织种种罪名，进行攻击。许景衡与宗泽无一面之交，却不避危害，毅然上书为他辩白。说家泽虽有小短，但赤心为国，且开封是宗庙、社稷所在地，今若罢去完泽的职位，派别的人来当留守，不知在将领中，有谁能比宗泽更有威名和能力？高宗阅后大悟，遂息此议。许景衡不久亦开任尚书右丞，参与军国朝政大计。因他力主抗金，更被黄潜善、汪伯彦所嫉恨。高宗即位之初，关于建都地点问题，曾有一番争论。李纲提出建都南阳，宗泽提出还都开封，许景衡则认为南阳无险阻，且漕运不通。而开封三镇尚未收复，王面受敌，皇帝不宜居此危险之地，不若都建康（今南京），有长江天险可据。不久，李纲因黄潜善等人的排斥，去相位而外任，南阳之仪也就无人再提了。后高宗移驾杨州，信网谍报金人攻汜水，仓促间高宗密诏还都开封（按：后高宗并未还都），许景衡不知此事，又奏请定计渡江建都建康。黄潜善等遂借渡江之议，罗织罪名，罢黜许景衡，提举杭州灵霄官。许景衡为此忧愤成疾，病死在京口 （今镇江）南下路上，卒年五十七岁。后高宗追想往事，说：我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通事敢言的，惟有景衡一人。于是诏赐他的家属温州官舍一区。
    许景衡学识渊博，淹通古今，与周行已等称“元丰太学永嘉九先生”。所著《横塘集》现存二十卷，清孙诒让在《永嘉丛书·横塘集·后跋》中评曰：“元丰九先生推忠简独后卒，名德亦最显。厥后永嘉学者，后先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而复振，于忠简诚有赖哉”！文“坦白光明，粹然一出于正”，其诗“吐音清拔，不露伉厉之气。”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温州江心寺对联）作者。“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山海关孟姜女庙对联）作者。
中国古代戏曲（南戏）《四大传奇》之《荆钗记》男主人公。
王十朋 （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南宋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一代名臣。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乐清左原（今浙江省乐清市梅溪村）。小时颖悟强记，七岁入塾， 十四岁起先后在鹿岩乡塾、金溪邑馆、乐清县学读书。学通经 史，诗文名闻远近。三十三岁时在家乡创办梅溪书院授徒，三 十四岁入太学。由于当时南宋政治腐败，奸臣秦桧专权，科场黑暗，屡试不第。一直至他四十六岁时，秦桧死后，高宗皇帝主持殿试，他以“揽权”中兴为对，被擢为状元、先授承事郎， 特遣绍兴府签判。秩满，除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 因轮对力主抗战，并荐用爱国老将张浚、刘錡，遭主和派排斥离京归里。孝宗即位后，起知严州，未赴任召对，除司封员外郎，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除任侍御史。力排和议，并以怀奸、误国等八大罪状劾主和派代表、当朝宰相史浩，使之罢职。支持张浚北伐，符离挫败，主和派重新得势，自劾辞官还乡。后起知、夔、湖、泉四州，清廉勤政，政绩卓然。乾道七年 （1171）三月陈太子詹事，力疾赴朝，极论时事。奈何时已病重， 三上章求致仕，诏以龙图阁学土致仕，七月丙子卒于故里左原， 终年六十岁。
    三十朋生活在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国难危机极为深重的历史时期。他从少年懂事开始就怀有强烈爱国思想，立下忠心报国之志。在《自劾札子》中云：“自从总角，身在草茆， 闻丑虏乱华，中原陷没，未尝不痛心疾首，与虏有不共戴天之仇。”任秘书省校书郎时，上书力陈抗战；任侍御史时力劝孝宗进取，支持张浚北伐，他以国事为已任，针对国内形势，一月内上十六札，从战时之军事、政治、财政、用人等方面给孝宗皇帝及时献计献策。奈何孝宗皇帝在内外压力之下产生动摇，转向与金人和议，十朋自劾辞官还乡。
    后来十朋起知饶、夔、湖、泉四州，时刻不忘中兴复国。 王十朋爱民至深。初任绍兴签判，即将自己的官署名为 “民事堂”，对百姓“以抚字为先，催科次之”。当时绍兴正遇水灾，他深入民间赈济救灾，组织恢复生产，深入农庄田陌，劳农劝农；为了防止妊吏欺榨黎民，常亲临纳税收捐现场监督。后来守饶、夔、湖、泉四州时一直坚持这样做。他重视农田水利建设，重视地方教育与人才培养，每到一郡即筹资办学，重建 或修建府学贡院，每逢初一、十五都到学宫视学，从容诲诱。他爱民情深，每当离郡，吏民深情挽留送别，在饶州出现断桥、拦截马头的动人场面；离夔州时，百姓纷纷哭泣，并为其立生祠 恭祀；泉州任满，“去之日。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 之垂涕，至今最人犹怀之如父母。”（《朱子语类》卷三十二）
    王十朋以名节闻于世，刚直不阿，批评朝政，直言不讳。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力排和仪，并抨击三衙兵权过重，谏罢杨存中兵权，清起用张浚。孝宗诏百官陈对务，他上《应诏陈弊 事》札子，指出百官“尽其官不履其职”，同时指出皇帝有任贤、 纳谏、赏罚三大职事，并未做好。隆兴元年任情御史时弹劾当朝宰相史浩及其党羽史正志、林安宅，并使之罢职，震动朝野， 人称颂王十朗为真御史。
    王十朋守饶州期间，宰相洪适，饶州人，回乡拜访十朋，竟提出以放学宫地扩建私宅后花园，十朋毅然拒绝。《宋史·本传》记载说：“丞相洪适请故学基益其圃， 十朋曰：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此事后来朝野皆知，传为 佳话。 王十朋一生清廉，夫人贾氏，品德高尚，忍贫好施，常以 清白相勉。隆兴元年辞官归里，家有饥寒之号却不叹穷。夫人死在泉州任所，因路远无钱将灵枢及时运回家乡。他在《乞祠不允》诗里述云；“臣家素贫贱，仰禄救啼饥。”、“况臣糟糠妻， 盖棺将及期。旅榇犹未还，儿女昼夜悲”。结果灵柜在泉州停放了二年。十朋为官，关心的是国家、是黎民，自己却是如此贫寒。
    王十朋学识渊博，诗文自有风格。现收入《梅溪王先生文集》前后集中，计有诗一千七百多首，赋七篇，奏议四十六篇， 其他如记、序、书、启、论文、策问、行状、墓志铭、祭文、铭、赞等等散文、杂文一百四十多篇。此外还有春秋、论语讲义八篇等，内容广泛各体几备。他兼通经史。对《春秋》、《论语》、 《尚书》、尤有研究。治学反对追求故事典故或理学空论，为文处事偏重功利实用。朱熹称其文“规模宏阔，骨骼开展，出入变化俊伟神速。”称其诗“浑厚质直，思恻条畅，如其为人。”并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论， 说：“海内有志之士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人，无不敛衽心服。”（《王梅溪文集序》）叶适说他“素负大节”“士类常推公第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十朋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

王执中，字叔权，南宋（生卒年无考）医学家，著有《既效方》、《针炙资生经》，提倡的取穴法，至今为医家所沿用。（南宋针灸学家王执中，于公元1220年撰成《针灸资生经》，他十分重视实践搜集了许多民间散在的临床经验，并重视灸术和压痛点对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作用。）

陈傅良 （1137—1203）字君举，人称止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县帆游乡人。先入世均务农，到了他父亲陈彬才是读书人，是个乡村教师。九岁时父母双亡，与兄长姐妹赖祖母吴氏抚养成人。青年时在瑞安、温州一带教书。
    他勤学苦读，教学得法，慢慢在温州一带少有名气。叶适曾记述他在温州大南门茶院寺城南书院的教学情况说：“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乾道五年（1169）冬，随薛季宣寄寓江苏常州读书，从此继承和发扬薛季宣的事功学说，成为永嘉 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学者。乾道六年（1170），他入太学读书，与学者吕祖谦，张栻结交，相与论学质疑。乾道八年，进士甲科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未赴任，仍在家乡教书。
    淳熙三年（1176），他被参知故事龚茂良赏识，推荐为太学录。淳熙五年，龚茂良罢政，他力求外调，遂于同年十一月出任福州通判，深得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他曾协助梁氏编纂《淳熙三山志》。这时他四十三岁，年富力强，勇于任事，当地有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审理，结果反被查劾，诬为专擅，罢官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闲官，可在家居住，半薪，他便回家乡教书。 淳熙十一年（1184），他被任为湖南桂阳军知军。
    侯缺期间，他在瑞安仙岩创办书院。淳熙十四年六月，赴桂阳军任职。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他将温州的先进技术——龙骨水车、施肥、牛耕等加以介绍，使桂阳一带农业生产有所提高，又竭力减轻人民负担，政绩卓著，升任湖南提举，迁湖南转运判官。绍熙元年（1190）十月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赴京师临安奏事，被留任吏部员外郎。
    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太监陈源专横跋扈，皇帝要升陈源为内侍省押班，他二次拒绝书写任命的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杖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款，知是错判，请求重判，终于使这人免去死罪。由此可见他居官廉明公正。
    绍熙四、五年间，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太上皇赵眘（即孝宗皇帝）患病，其子光宗的皇后李氏，挟制光宗不去问安，因此引起朝野不满，政局动荡。陈傅良带头要求光宗过重华宫门太上皇问安，受到李后申斥，他愤而辞官返里。绍熙五年六月，太上是病故，终于引起宫廷政变，五光宗之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宁宗即位后，陈博良被召回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
    这年冬天，赵汝愚与韩侂胃争机，韩侂胄斥逐赵汝愚集团的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不肯草诏。结果自己也被人参劾，说他“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罢官回乡。从此，一意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居室为“止斋”。
    嘉泰三年（1203）被任为泉州知州，他因年老，恳请辞职，改投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天，卒于家中，终年67岁。陈傅良学问渊博，著作众多，现仍传世的书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此外，尚有《论祖》四卷、《澳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大都是科举程文之作。

叶适 （1150－1223）子正则，因中年以后定居于永嘉县城效水心村（今温州市鹿城区水心街道），所以人称水心先生。祖籍龙泉县，他的曾祖父移居瑞安县，13岁时，随父迁住永嘉县。 家贫，少时只能随父亲读些浅近书籍。稍长，即发奋自学，时向乡里一些学者请教，当时温州学者如郑伯熊、陈傅良、三楠等人都能热心奖掖后进，其中特别是陈傅良对他帮助最大。
    为了谋生，叶适16岁只身到乐清县白石村塾任教。两年后。 乾道三年（1167）到婺州金华、永康、东阳、义乌等县和衢州一带在富人家中坐馆，并向当地一些学者求教，结识了当地著名学者陈亮和吕祖谦。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永康县人。他年长叶适7岁，虽然自己家境不大宽裕，但能热心助人。叶适一度住在他家。他很赏识叶适的才学，大概也因陈亮的绍介，叶适曾到武义县明招山向自祖谦间学。叶适有诗“昔从东莱吕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月谷》）。
    吕祖谦是南宋前期与朱熹、 张式齐名的东南道学三大师。当时因父丧丁忧在家，曾在明招山和金华城内泽书院讲学。叶适问他求教，他也非常器重叶适。 叶适学业有所成就后，便希望一展抱负。乾道九年 （1173），他24岁时到京城临安（今杭州市）向签书枢密院事金华叶衡上书, 提出变弱图强的建议，不被重视。于是又到乐清雁山教书。淳熙四年（1177）秋天, 他偶然调见翰林学士周必大。周氏很赏识他的才学，便以门客名义保送叶适直接参加两 浙东路转运司考试。考试合格。第二年（1178）参加礼部试、殿试，高中进土第二名，俗称榜眼。从此走上仕途。
    可是，叶适的仕途颇多坎坷。庆元元年（if9），韩侂胄与赵汝愚争权，韩氏集团以“伪学”罪名驱逐赵汝愚、朱熹等道学人士。叶适亦名列“伪学党”而被罢官。到了嘉泰元年 （1201），韩侂胄企图北伐，解除“伪学”党禁，叶适被起用。叶适一向主张恢复中原，文才又高，颇得韩侂胄青睐，升为吏部侍郎。开禧二年（1206）五月，韩侂胃决定北伐。宋军初时取得小胜，后由于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国投敌，金兵无西顾之忧， 全力进攻江淮，宋军战败，江南吃紧。
    六月，叶适被任命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今南京市）兼行宫留守。七月兼沿江制置使，负责防守南京和长江下游。叶适带病到任。正遇一股金兵前锋进抵长江北岸，江北一带人民纷纷南逃，万民争渡，南京震动。在群情惊恐声中，叶适冷静应敌。一方面派人布置接应船只，开放寺院收容难民，并供应柴米；一方面招募民间健儿二百多人，使之夜间过江偷袭敌营、又道兵调将，坚守合肥，破定山之敌，解和州之围，终于迫使金兵退去，使江南一带安定 下来。第二年二月，叶适改兼江淮制置使，便在长江北岸的定 山、瓜步、石跋3地建立堡坞，并在险要之地修筑山水寨47处， 加强长江的防守。七月，堡坞和山水寨全部建成，叶适也因操劳过度，病情加剧，只得请求辞职，回到京城。
    十一月，投降派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矫旨杀了韩侂胄，向金求和，并打击主战派官员。叶适防守建康，成绩卓著。却落得被参劾而罢官。 嘉定元年（1208），叶适59岁落职回乡，从此息影家园，专心著述讲学。死于嘉定十六年正月，享寿74岁。 叶适经十六个寒暑，写成《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晚清著名学者孙治让推崇说：“此五十卷者，乃水心绝笔之书也。水 心论学，在宋自为一家，不惟与洛、闽异趋，即于薛文宪（季 宣）、陈文节（傅良）平生所素与讲习者，亦不为苟同，此书论 纵横，……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温州经籍志》卷十 七）。
    永嘉之学，自薛季宣、陈博良注重事功之学以来，叶适继承并发展了薛、陈的事功思想，建立起永嘉事功学说体系。其中心是：主张功利，见之事功。在哲学上，叶适明确地认为客 观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在政治方面，要求改革内政、在经济方面，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社会地位。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赞美他说：“此儒者乃无半点头巾气，胜李纲、范纯仁远矣，真用得！真用得！”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说到叶适，就不得不说下在南宋时期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的永嘉学派。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齿斤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
    二、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三、学术思想上，一是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二是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以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以上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同为南宋时温州人。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字号中都带有“灵”字，“盖四人因（翁）卷字灵舒，故遂以 （徐）道晖为灵晖，（徐）文渊为灵渊，（赵）紫艺为灵秀。”①“皆自 号为‘四灵’云”②。温州古为永嘉郡，遂称之为“永嘉四灵”。

    徐照 （？一１２１１）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永嘉人，终 生布衣，未尝仕进。家境清寒，贫病潦倒，“谁念交情浅，难如 识面初”。应友人之邀，在湖南等地小住过一段时间，余均在家 乡过田园生活。初，山居，后迁城区雁他（今鹿城区乘凉桥一 带）。一生三好：嗜苦茗，“手烹口啜无时”；游山水，“穿幽透 深，弃日留夜”；喜吟咏，“天教残息在，安敢废清吟”。诗作 “清瘦不俗，故亦能自成丘壑。”③“数鳞新柳串，一笛小儿吹”， “梅迟思闰月，枫远误春花”等，为人传诵。较之他三人，徐照 诗作中，多一些切近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诗章。《促促词》：“丈 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 儿抄簿。一年两度清官衣，每月清米一石五。”反映东西两家的 歌哭，揭露不合理社会现象。当是他一生贫穷，较接近下层社 会生活所致。投后，赖友朋聚钱为之营葬，叶适为作《徐道晖 墓志铭》。遗有《芳兰轩诗集》。

    徐玑 （１１６２－１２１４）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永嘉人。 祖籍福建晋江，“皇考潮州太守定，始为温州永嘉人”。他是徐 定第三子，受父“致仕恩”得职，浮沉州县，为官清正，守法 不阿，为民办过有益之事。建安主簿任内，安抚麻溪峒民，“罪 止三人”；监造贡茶，拒绝额外之取。移永州司理，兵官大执平 民为赋，徐现—一查明，予以释放。为龙溪县丞，乡里豪富强 占坡塘，他经过调查，恢复旧观。后调武当今，改长泰合，拟 去官从叶适游，未及而牢。“诗与徐照如出一手。盖四灵同一机 轴，而二人才分尤相近”＠有《二激亭诗集》。亦喜书法，“无一 食去纸笔；暮年，书稍近《兰亭》”⑤。

    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乐清人，生卒年来详，尝登宋孝 宗淳熙十年（１１８３）乡荐，作过幕，教过馆，一生奔波，落拓 江湖，很有些感慨。《还家夜同赵瑞行分韵赋》云；“莫怪繁霜满鬓侵，半年长路几关心？还家点检家中物，依旧清风在竹林。” “四灵”中他是最后去世的。诗作生前有过结集，后散佚。今所见诗集名《苇碧轩诗集》。

    赵师秀 （１１７０—１２２０）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 天乐，永嘉人，宋宗室，登光宗绍熙元年（ｉｆ９）进士第，曾 在上元、搞州等地任属吏，并不得志，发为感叹：“自为贫篓驱， 十年九离索”，晚年寓居钱塘，“有终焉之志”。赵师秀诗，有人 评为“四灵”之首。“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 艺也。”③集名《清苑斋诗集》。 “四灵”为诗，宗贾岛、姚合，刻意苦吟，注重锻字炼句， 诗风简约清逸，“贵精不求多，得意不恋事”为作诗依归，用以 反对风行一时之江西诗派晦涩拗换诗风。“初，唐诗废久。君 （徐玑）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 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 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①
    “四灵”以五律为诗作主要体裁，多以咏景物，五律中尤重中间二联，苦吟推敲，翻空出奇，有些诗句确亦奇巧精致。徐照的“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题衢州石壁寺》）、“风顺眠听角，楼高望见船”（《永州寄翁灵舒》），徐玑的“寒烟添竹 色，疏雪乱梅花”（《孤坐》）、“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 （《冬日书怀》），翁卷的“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信州 草衣寺》）、”轻烟分近郭，积雪盖遥山”（《冬日登富览亭》），赵 师秀的“瀑近春风湿，松多晓日青”（《桐柏观》）、“池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壕上》）等诗句，景物观察细致入微，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不同角度捕捉形象，对形象加以巧妙安排、准确描绘、高低对照、色彩映衬、动静相生，有匠心独运之处， 遣词用字、对偶声韵甚为讲究，收到很好效果，此为“四灵”工五律所能达到之最高成就。但求其通篇完整者却为数甚少，毕竟才力薄弱之故。
    “四灵”七绝为数不多，却各有若干首写得较出色且完整， 属宋人绝句中上乘之作。如：
小船停浆逐潮还，四五人家住一湾。
贪看晓光侵月色，不知云气失前山。
（徐照《舟上》）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徐玑《新凉》）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翁卷《乡村四月》）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赵师秀《约客》）
    江南水乡风光、人情民俗，写来清新灵巧，圆美自然，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四灵”以“自吐性情”之诗作实践，反对“以道学为诗”， 尤反对江西诗派诗风，获得一定效果。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道统文学观盛张，于诗作上，理学家提出“以道学为诗”。、北宋后期，更有江西诗派风靡一时。 倡“资书以为诗”，拼凑堆砌典故，语言深奥拗涩。南宋初期始， 诸多诗人起而反对，设法冲破江西诗派藩篱；而在水嘉，诗人潘柽首先提出宗晚唐贾、姚体，反对江西诗风。“四灵”继之， 且集合永嘉诗人，共为唐体，叶适为奖掖后进，编刊《四灵诗 选》，亲为鼓吹。天下病江西风久，永嘉诗人提出反对江西诗风， 因而得到较大回响，有一批追随者。“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 而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 由是唐体盛行。”③“唐与江西相抵轧”，诗风蔚然一振影响所及， “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下启江湖诗派。
    “四灵”诗的通病是“狭窄”。内容上，多为倘佯山水、吟丹妙药咏田园、抒写羁旅情思、酬唱应和之作，表达对个人遭际愤懑不平之感与落寞超脱情怀。虽间有反映社会现实之作，而就总体言，与当时充满矛盾、苦难和斗争的社会现实相去较远。形式上，主白描、少用典、求平易、达工致，为后期江西诗派所不及；但在用语上，仍是在前人诗句上“翻空出奇”。“野水多于地，青山半是云”，翻姚台诗句“驿路多连水，州城半是云”， “每于言事际，便作去朝心”，翻用林宽诗句“长因抗疏日，便作去朝心”，又如“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翻姚合诗句 “移花连蝶至，买石得云饶”，不一而足。
    “四灵”仍是“资书以为诗”，并未改变模仿与依傍作法，与江西诗派同一套路，仅宗奉不同而已。 “四灵”树帜恢复（晚）唐风，与江西诗派相拮抗，改变一代诗风，有一定成就，毕竟取径狭，诗作格局小，缺乏深厚阔 大气象。纪昀指出：“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只姚台一家，所谓武功（姚合授武功尉）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 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叶适以乡曲之故，初 力推之，久而亦觉其偏，始稍异论。”②可谓公允之论评。
注释：
①吴之振《苇碧轩集钞序》。
②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槁〉》。
③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④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录》。
⑤⑦叶适《徐文渊墓志铭》。
⑥范晞文《对床夜话》。
③凌迪知《万姓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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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元明时期是温州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期，其辉煌成就，令人惊叹！中国戏曲史上南戏《四大传奇》之《荆钗记》、《白兔记》，与马致远的《汉宫秋》、关汉卿的《窦娥怨》并称为元曲三大代表作的《琵琶记》，皆出自温州古人之手。

高则诚，名明，一字晦叔，号莱根道人，瑞安人，《琵琶记》作者。瑞安地古属永嘉郡，故他常自署永嘉高明。唐武德五年置东嘉州，人又称他为东嘉先生。约生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卒于明初。
    高明出生在崇儒里柏树（今阁巷镇柏树）一个诗人、隐士家庭。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和弟高*都是诗人，父功甫早卒。同里陈姓，与高家世有姻连。高明祖母和妻子为陈氏女，而高明女孙复作陈氏妇。陈族祖孙四世十五人，均是诗人，都能为文作诗，且有通晓音律者。
    高明幼聪慧，得陈家人赏识。进陈氏家塾，未曾多习举子业，倒是耳儒目染，杂学旁收，跟学有专长的长辈习各种知识，故而“自少以博学称”①。
    及长，从乌伤（今义乌市）宿儒黄*游，同门有宋濂、王*、戴良、陈基等。复漫游江、浙一带，与友人觞咏唱和。后回乡设帐授徒。他前半生约40年，过着“师友一门兄弟乐”的 隐士、诗人生活。其《赋幽慵斋》一诗，可为此时期思想、生活之写照：“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青苔无人扫，永日谢轩车。清风忽南来，吹堕几上书。梦觉闻啼鸟，云山满吾庐。安得嵇中散，尊酒相与娱。”②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下诏恢复种举考试。高明在祖父督促和亲友催勉下，又自视为怀瑾握瑜之土，当从仕途上一展抱负：“入践廷宇，陪老成之谠议；出临郡邑，布恩德于罢氓；使殊功茂绩，炳然一时，以答清朝设科盛意，且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党所望于君者哉？”于是“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属文操笔立就。”参加至正四年（１３４４）乡试，次年登进土第。时年约４０，已届不惑之年。
    高明初任处州录事。他年青时曾作诗“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此番入仕，当身践力行而有所作为，为苍生办事。“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暴，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任满，“民办去思碑，刘基为文记之。”
    江浙行中书省官闻其名，辟为丞相掾吏。杭州任，为他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日。高明为人刚毅鲠直，为官清正廉明，办事干练闲熟，得共事者之赏识。“而君亦雅义名节自励，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他从参政樊执敬核实平江圩田，得蠲租米无征者四十万石”，又与葛元哲同为参政苏天爵编定《滋溪文稿》30卷。每当别掾有故，他即权代其事，“君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故而，“儒生称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矣！”遇上不合意愿事，“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在杭州，他曾去凭吊岳飞子冢。诸多诗人曾为“三字狱”写下诗作，或激昂高歌，或低回咏叹，高明作《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

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
内廷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
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高明此诗与众多咏岳飞诗作不同，不只是流露出、也不仅是停留在对宋朝国亡之悲痛上，尤为难得者，在于揭示国亡罪责得由南宋最高统治者承担。由于“内廷”下“班师诏”，致“绝漠”落金人之手，使大将未能乘胜追击收复失土。同时指出岳氏父子“愚忠”，“甘伏节”，而置分支之万里山河于不顾，“竟”字见指责。此种识见，远较他诗为深刻。尾联更以“有理身地”与“二帝游魂”显强烈比照，对南宋帝王作进一步批判。诗之写作与其在杭州任上之作为及感受分不开。
    高明忙碌于仕途，踌躇满志，其内心却并非平静，矛盾、苦闷、仿徨，时时泛起，以至于对仕宦生活感到厌倦。至正九年八月，他去昆山会友人顾仲瑛，归杭州后，作《碧梧翠竹堂后记》一文，吐露心曲。“比至城廓，车马杂*，尘坌*起，慨想昨昔所游，疑为梦中见矣！”文未，寄语仲瑛：“君碧梧翠竹之乐，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或汩于绿仕，而若余之不能久留久。”
    至正八年，台州民方国珍聚众起事，受招抚，成为元朝官史；十年十二月复叛。有旨：令行省臣总诸郡兵平“乱”。省臣以高明为温州人，熟悉海滨事，“择以自从。君亦庶几因得自效”。浙东帅达公赏识高明才干，“一见君欢然！”主帅以“除凶”为已任，高明则与之相左，“论事不合”，便“避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亦不顾。事后，回省城，受冷遇。经此事后，高明感到宦海风涛险恶，对友人及乡人深有感触地言道：“前辈谓土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⑩遂萌退志，“莫将尘土污儒冠”。然而，既入仕途，身不由己，他仍为宦事所羁绊，不禁感叹：“飘零王粲辞家久，牢落潘郎感发稀”、“孤松三径依旧在，童仆正迟陶渊明”！至正十二年秋，任绍兴路判官，未久，转庆元路（今宁波市）推官。他借《题画龙》为喻：“乾坤万里苏旱喝，草本无言生意悦。归来高卧碧潭云，独抱神珠弄明月。”表示未敢忘却为百姓办事，以之自解自勉自慰。推官为专管刑狱之职，“四明狱囚多冤，明平反允当，人称神明”⑾。覆盆之冤，一一得洗刷昭雪，“囹圄一空”⑿。当地名士袁彦章作诗称赞：“州县按临分枉直”，“笔端一点春无限”，“圜扉罗雀文书静”⒀，与府志所载相符。其后，调江南行台掾，“数忤权贵”，他不得不“谢病去”⒁。经此挫折，退志益坚。“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叹息已身似王粲处乱世而怀才不遇，应如蘧伯玉悔省而遁世。
    他写《次韵酬高应文》一诗寄在家乡好友高应文，回顾十余年仕宦生活，感慨万千：

曾向天涯钓六鳌，引帆风紧隔银涛。
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无情雨露高。
七国游淡厌犀首，十年奔走叹狐毛。
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

    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无情，当赋归去，“自脍鲈鱼买浊醪”。至正十六年后，朝廷命他为福建行省都事，他无意恋栈。时分省庆元之方国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辞不从，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归家也不成，旅居于庆元。元廷任其为国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⒂，撰写戏文《琵琶记》。
    在宋代温州戏文中，原有《赵贞女蔡二郎》一戏，徐渭《南词叙录》谓“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高则诚于以改造，将负心察伯喈，改塑为违心人：蔡伯喈奉父命违心去应举，被牛相强招为婿进相府，朝廷不准辞官归养双亲，终使他滞留京师，灾荒之年，二亲双双亡故。高则诚把自己仕途蹭蹬中之痛苦与感受，熔铸进主人公蔡伯喈形像中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应举为官，招致蔡家一门象破人亡，以此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和仕宦道路之罪恶，人谓整部戏作“纯是一部嘲骂谱”⒃。较之《赵贞女蔡二郎》，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高则诚尤倾注心于赵五娘形像之抒写。赵氏勇于承担苦难，荒年饥岁，只身一人，竭尽全力奉侍双亲，虽受委屈，始终不渝，成为中国中世纪劳动妇女典型。“高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赵五娘）《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询异事也。”
    高则诚在《琵琶记》起首云：“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达动人境地，高则诚取草本反复吟唱，一再修改，决不苟且。“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⒅《南词叙录》也有类似记载：“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
    高则诚撰成《琵琶记》，极大地提高南戏艺术水平，“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被尊为“曲祖”，“《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广为传演，“浸淫胜国，崔、蔡二传奇(按：指《西厢记》和《琵琶记》迭出，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21)
    朱元璋于1968年建立明王朝，高明的一些好友和同门如刘基、宋濂、陈基、王*、赵*等，纷纷前往应天效力，朱元璋征召他，以疾辞。不久，患病去世，葬于家乡。《清颍一源集》载其墓地在柏树桥南岸，乾隆《瑞安县志》则谓“在十五者筑坟汇”，有待后人去发现。
    友人陆德*以诗哭之：“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早郎官。一代儒林传，真堪入史刊”。(22)
    从诗意看，高明当卒于明初，终年约70岁。
    高则诚不仅是一位戏曲作家，另一本戏文《闵子骞单衣记》，已佚，且是书法家。明人江*玉《珊瑚网》中载其“善书，《元名公翰墨卷》有高则诚书”。晚年居四明。多次为友人题识，为碑刻书丹，“词章翰墨，人得之者不啻拱壁。”(23)则诚书法方正刚劲，凝重深厚，具有庄重正大气度。《题唐康居国贤首祖师墨迹跋》手书，为瑞安林大同所发现，后传其哲嗣林镜平，报告，“文化大革命”中迷失。现仅存照片复制件。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载：高明有诗文集《柔克斋集》二十卷，“明中叶时已无传本”，今仅存残篇散什。
注释：
①④⑤⑤⑦⒁永乐《瑞安县志》本传。
②《琵琶记资料汇编》。本文所引高明诗文均见此书。
③⑥⑧⑨⑩赵*《柬山存稿·送高则诚*永嘉序》。
⑾⑿⒂嘉靖《宁波府志》。
⒀袁彦章《鲁林外集·赠高推官》
⒃陈*儒评语。
⒄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⒅雪蓑渔者《宝剑记序》。
⒆徐涓《南词叙*》。
⒇魏良*《曲律》。
(21)胡*麟《少宝山房笔*》。
(22)田*衡《留青日札》
(23)*嗣立《元诗选》。     

       《琵琶记》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作者：黄仕忠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可以一言蔽之：元代戏曲之殿军，明清戏曲之先声。高则诚如同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位巨人但丁，站在时代的分界线上，面向着未来。
    中国戏曲史上有两部作品，是与整个戏曲史相终始的。这就是《西厢记》和《琵琶记》。
    《西厢记》的本事源出唐元稹的《莺莺传》。文人士夫“有意为之”的唐代小说，连同讲唱文学一起，在叙事形式和故事情节上为戏曲走向成熟准备了条件。以宋代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为过渡，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达到这一题材在叙事体裁中的极致。而后才有的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以代言的方式，变通杂剧一本四折的精巧体制，以长达二十一折的篇幅，肆意铺写，极逞妍巧，“天下夺魁”。“元曲”之得以与唐诗宋词并提，《西厢记》杂剧应有一分重要的贡献。其后南戏又改制而有南《西厢记》，在明代北曲杂剧逐渐退出舞台之后，填补了歌演的空白。而北曲《西厢记》作为清唱的取材和案头的阅读材料，依然活跃在声口间。其间誉之毁之，颂之禁之，波诡云谲，余绪延及当代。而无论《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还是《红楼梦》，都受其恩泽。宜其地位如月在中天，令群星黯然失色也。
    到如今，《西厢记》获得了它应该获得的一切。而《琵琶记》幸与不幸的历史仍在延续。
    《琵琶记》之本事来源已不甚清晰。但明代王世贞和胡元瑞都从唐人小说中找到类似的故事，“姓氏相同，一至于此”（《曲藻》），可见这一类题材原是唐人小说关注的对象，只是没有获得《莺莺传》那样的成功而已。《琵琶记》的直接来源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它是标志戏文出现于历史舞台的最早的作品之一。据陆放翁“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语，则在宋光宗朝还有同题材的鼓词流传。不排除戏文有其他讲唱形式作先导的可能。此外金院本也有《蔡伯喈》之目。但《琵琶记》的出现，使所有同题材创作都相形失色，不仅如此，它的光芒甚至使得整个宋元南戏都黯然失色了，——因为光盖于世，在明人看来，南戏出于北剧，而《琵琶记》便是“南曲之祖”了。
    客观地说，《琵琶记》为南戏发展史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对此明代徐渭有准确的表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朝，忽亲南而疏北，作者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永嘉高经历明，……乃作《琵琶记》，以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就是说，《琵琶记》的出现，整个地提高了南戏的档次，也提高了南戏的地位，使之在艺术上得以与北曲杂剧相提并论，并“进与古法部相参”。所以，《琵琶记》无疑是南戏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作品，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对于明清传奇来说，《琵琶记》也确实担当了“曲祖”的角色。首先是《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直接从表层意义上模袭《琵琶记》，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接着是《浣纱记》、“四梦”等，间接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的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无论是认同高则诚“关风化”的口号抑反对事涉礼教，其实都不能不正视《琵琶记》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技巧上的模袭更是十分明显。如《琵琶记》的双线结构，两种场面的对比以寓言外之意，便是明代传奇作家遵行不悖的范式。对于《琵琶记》的语言，文词派袭取其典雅的一面而张扬之，以致饾饤堆砌；本色论者专取其本色的一面，却又滑向俚鄙；善思者因其中牛府一线与蔡家一线分用雅丽和本色，而悟语言之要在于合乎人物性格，因而《琵琶记》成为一座取用不尽的宝库。至于《琵琶记》的曲律，在沈璟之曲谱问世之前，原本是明代传奇作家创作时用以参照的范本之一，即如蒋孝、沈璟、钮少雅等人的曲谱，所取资者也仍以《琵琶记》为多。对于《琵琶记》的声韵，昆腔盛行之后，大多数曲论家和剧作家认同了以中州韵为南曲创作的标准，以周德清《中原音韵》为参照依据，因而（琵琶记）所采用的入声和相近之韵混押的方式，成为高则诚最受讥议的一个方面，《琵琶记》成为反面的镜子；而一些狂放不羁的剧作家，却依然标榜高则诚的“也不寻宫数调”，无视沈璟辈的主张。故沈氏苦心相劝道：“《中州韵》，分类详，《正韵》也因他为草创。今不守《正韵》填词，又不遵中土宫商。制词不将《琵琶》仿，却驾言韵依东嘉样。这病膏肓，东嘉已误，安可龚为常？”（《博笑记》所附“词隐先生论曲”）事实上这里两方面都对则诚有所误解，因为源出东南沿海的南曲戏文，并不遵循中原音韵，是南曲出于北曲的观念，使沈璟辈把周德清的韵书奉为圭臬，但这种误解也仍然证明了《琵琶记》的巨大影响力。
    家庭婚姻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琵琶记》表现的志诚不负心的孝子和贤妇的形象，也是明人传奇模仿的对象。只是明代传奇中的人物更加高大和合于理想，同时也变得概念化而已。另一方面。《赵贞女》故事所蕴涵的负心婚变结构也依然在《琵琶记》中发生着作用。所以一些评论家从这一结构中读出蔡伯喈并非“真孝子”的意味；而同一母题下的《赵贞女》式的演绎仍在继续。如《孟日红葵花记》，便是对于《琵琶记》的另一表述：男主人公虽未负心，但更加软弱，故剩下的只能将责任归于相府女的可恶了。由于这一负心婚变母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清代花部有《赛琵琶》之作，反《琵琶记》之作，反《琵琶记》而行之，仍归于男主人公的负心。只要地位变化之后如何保障原有妻室的位置依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富易交，贵易妻”，便是议论的题旨之一。《琵琶记》就这样不仅从正面表现不负心的意义上发挥着功效，同时也在反面的意义上影响着戏曲史。秦香莲系列戏曲作品，便是《琵琶记》接受史和影响史的一部分，共同作用于戏曲史。
    论元曲，人们的观念中通常只有北曲杂剧和散曲。成熟的南戏不是被忽略了，便是被延迟而放入明初的范畴，故向有将《琵琶记》和“四大传奇”归于明初之论。论元代戏曲，学者也习惯于将北杂剧和南戏分开论述，因而合不成整体的概念。
    有一些问题颇使人犯难：南戏似乎早于北剧而形成，但其繁盛却又后于北剧，两者在题材和剧目上甚多重合。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呢？南宋灭亡之后，南下的北剧开始了与南戏的共处时期，有共处，也就有交流，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影响？却向无可信的记载。这些问题未能作出回答，也难怪人们只能分而论之。而元杂剧后期的创作明显走向衰落，通常也视作是以杂剧为主体的整个戏曲史衰落的表征。
   这种感觉和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元代戏曲是由杂剧和戏文共同构成的整体。虽然元人杂剧在元代后期确实在创作方面衰落了，而从整个元代戏曲史而论，则并未衰落，而是走向新的高峰，因为南戏红起了；这新的高峰的顶尖便是高则诚的《琵琶记》。
    作为独立的“声腔”品类，北剧和南戏有着各别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同的音乐、结构和表演体制。从逻辑上说，两者的交流是双向和对等的。但历史并不一定按逻辑的进程发展；因为其间有着主次地位的差别。可以说，在最初相逢之时，南戏对于北剧的影响是微乎其乎的；而北剧对南戏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原因无他，因为北杂剧是伴随着征服者一道来到南方的。当时，北曲杂剧已经成为统治者的玩好之物，已经从民间进入宫廷，进入上流社会，并为北方的文人士大夫所喜好；不仅以古乐府流变的身份而得到认可，获得“名公才人”题咏，更重要的是有“屈居下僚”的失意文士的参与，极大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水准，短期内即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作为当时最新潮和最先进的艺术样式，备受大众的喜好和欢迎，可谓横空出世。“戏曲”这一种艺术形式，正是经过元杂剧，而从百戏技艺中脱颖而出，超越说话、唱词、歌舞大曲、杂戏，获得大众的认可，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的象征，同时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而先于杂剧而形成的南戏，当时仍局囿于东南，一面是封建士大夫们的禁止，一面是文人士大夫的不屑参与而蛰伏民间，尚无社会地位可言。规模虽已初具，但整体上仍是稚拙粗鄙而无足观。它最多只被视作是“宋杂剧”的一种，而并没有从“百戏”之中脱颖出来，还看不到能够独霸一时、傲视侪辈的任何迹象。所以就对戏曲发展史的直接贡献而言，在元代中前期，南戏远不及于北杂剧。难怪后人遥瞻前世，惟见南戏始终处于北曲杂剧的阴影里；也正因为南戏谱系甚微，明人宁愿相信南戏出于北曲杂剧，为北曲之变。因为北剧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说南戏出于北曲，多少也是“抬举”了南戏。
    南北曲的上述情况，注定了北曲杂剧南移之时，对于南戏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压倒的优势。且以征服者的优越感，南戏恐在不足寓目之列。对于尚新异的观众来说，北剧也确实有其不可及处。国变之后，地方当政者身份变换，“唤官身”由南转北，观众的构成又有变化，缺少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则难免如徐渭所说“南戏亦衰”。要改变这种衰象，惟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向北剧靠拢，取北剧之所长，以期获得社会上层的认可。因而其间的“交流”便主要地只是南戏借鉴北剧，而非北曲取用南戏。观北杂剧只有关汉卿《望江亭》用了一支南曲，还是用于丑角诨语；而南戏则多有以整套北曲入戏之例，有《拜月亭》、《小孙屠》等取北为南的剧作，便可见一斑。
    但为“戏曲”争得了历史地位的北杂剧，其勃兴之时即已寓有危机。它的独特体制，虽为杂剧文学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但当“戏曲”已从“百戏”中脱颖而出之时，在观众因北杂剧之熏陶，已经厌弃往日所喜尚之说话、诸宫调、舞队、杂耍等单一的表演而开始体悟到综合的“戏曲”的真谛的那一刻，杂剧的一人主唱的体制便成为一种枷锁，充分的戏剧表演特性，便必然会成为新的追求。欲望的缺口一旦打开，便再难以封堵。而惟有南戏才有着表演艺术的充分的发展可能。于是，悄悄地等待机会的南戏，终于有了露脸的时候，结果便是到元后期，在顺帝朝“忽亲南而疏北，作者猬兴。”不仅《荆》《刘》《拜》《杀》四大南戏有了出色的写定本而获得定型，而且在《赵贞女》基础上，出现了《琵琶记》这一划时代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戏不仅与北杂剧共同成为元代戏曲史的构成部分，而且成为北杂剧遗产的直接继承人。
    从宋代南戏《张协状元》与四大南戏及《琵琶记》在文学性和结构、表演上的差距，便可以知道后者从早期南戏中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文学遗产可以继承。虽然《琵琶记》和四大南戏的成就与高明、施惠、萧德祥等人的文学艺术素养有关，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却同时也是前代艺术的准备的自然结果。既然早期南戏家底甚薄，其在文学和表演上直接的借鉴只能来自元杂剧。如《琵琶记》的“吃糖”、“剪发”等出，明人称“空里出奇”，“无中生有，妙绝千古”（李卓吾、陈眉公评本之语），其实，它们直接受到了元杂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第四出的因物起兴的写法的启发。另一方面，“临妆”、“吃糖”、“剪发”、“宦邸忧思”等出的独个角色大段套曲抒情的场面，实近于北杂剧的旦或末主唱的一折，对演员的表演技艺，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没有杂剧一人主唱形式在表演艺术上的开拓，而光靠南戏自身在《张协状元》中那种插科打诨方式的基础上作渐进的积累，也是很难想象的。《青楼集》等所载杂剧名角兼擅南戏表演，可知杂剧演员而兼演南戏，必会把杂剧旦或末角的成熟的表演技艺带给南戏。而南戏演员如何学习北剧，虽未见诸记载，但从其交互的关系来看，自是题中必有之义。何况南北合套形式出现之后，从四大南戏到《琵琶记》都采用了北曲的若干曲牌甚至整个的套曲，可知南戏演员学习北曲，正是必备的功课。此外，《琵琶记》中，赵五娘临妆一出及蔡伯喈在牛府场次的文采绚烂的写法，可以见到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的文采之作的影响；而蔡家一线的本色描摹，则有着关汉卿等人的本色之作的印痕。可以说，没有元杂剧在文学上和表演上的准备，就没有《琵琶记》等南戏作品的成就，也就没有元末南戏的“中兴”。正是在南戏对北剧的继承和整个元代戏曲史的意义上，《琵琶记》不仅成为南曲“中兴之祖”，在北曲中衰之时，承担了振兴戏曲的重任；而且，作为元代戏曲的最后一座高峰，它同时也是元杂剧艺术的最好的继承人，有元一代戏曲的殿军，“元曲”的最后一位巨人，明“传奇”的开创者。
    戏曲作品诞生之后，其对现实和历史的影响有两条途径：一是由文本刊刻而来的阅读，一是借演员表演与观众的沟通。前者更直接地对文学史发生影响，后者则与戏曲演剧艺术史相关连。两者各有其价值，更不可偏废。
    虽然按一般的看法，戏曲在本质上是一种舞台的艺术；但无可否认，案头的阅读也是戏曲活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宜于场上表演的作品通常都会是一部很好的戏曲，但真正伟大的戏曲作品，必然是场上与案头兼擅的。这一方面是古代没有音响图象保存的条件，主要的传存方式只能借助于文本刻刊；另一方面，普遍的阅读对于戏曲作品的接受也至关重要。而且，只有刻本，才使戏曲作品在表演中断以后，不至于被湮没，而能继续发生影响和作用，为后人的新的舞台改编本提供依据，从而始终与戏曲历史融合在一起。阅读本身也有助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体味和欣赏演出。中国戏曲史上只有两部作品在阅读的层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相比而毫不逊色，并且一直对明清两代发生着影响。这就是《西厢》和《琵琶》。它们首先是在表演上受欢迎，所以被广为传刻。而这两个剧本本身的文学性，即使作为单纯的读物，也足以吸引读者，这从另一方面又使它们更多地得到书坊刻印的机会和文人士大夫的品评批点、校勘订正，从而更加深入人心。故据玩虎轩主人在其刻本序中说，在明万历二十五年前，他所见到的《琵琶记》的抄本、刻本，即达七十余种。而此后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里，今天尚可考知的《琵琶记》刻本，就有二十余种。《西厢记》的明清刻本，今可考所知者也在六十种以上。这还不计各种选本所录之散出。何良俊说：“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而《西厢》、《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见者，独此二家。”（《曲论》）在明代，人们习惯以《西厢》《琵琶》作为北剧和南戏的代表，而这两部杰作也为戏曲这种“小道”得到明代士大夫的肯定和喜好，为戏曲融入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审美视野，为提高戏曲的文化地位，为促进明代戏曲活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是一部戏曲作品对于文化史所能作的最大贡献。因为它们不仅属于作者，同时也是属于戏曲这一艺术体裁的。
    当然，对于戏曲本体来说，上述阅读的层面的影响，毕竟还属第二义的。第一义的要素，只能属于表演。而《琵琶记》的卓越之处，正在于它同时活跃于舞台，且与戏曲演出史相始终。——因为《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即在宋及元代中前期盛行于世。而《琵琶记》自诞生之后，亦不曾脱离过舞台。所以我们说，以蔡伯喈故事为中心的传演，贯穿了整个戏曲史。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传统，是艺人“口相师祖”，通过一些优秀剧作的手把手的教习，培育新的演员的。这些优秀剧目，从唱腔到身段，一举手，一投足，都凝结着一代甚至数代艺人的心血。其中的表演程式，更是表演艺术的结晶。表演艺术本身的发展历程，在后人已不甚了了。从《张协状元》到《琵琶记》，直观的层面上是文学性的进步，内在的要素，则可见从杂戏滑稽打诨逗乐，到以人物内心抒发为主，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务的演进，体现着表演艺术自身的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也是由优秀作品来体现的，即通过把精美的表演积淀于优秀剧目之中而获得传承的。《琵琶记》就是这样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琵琶记》结构艺术和文学.上的成就，使其成为明清戏曲表演艺术新要素的附着点，处于不断的丰富发展之中。如“临妆”、“吃糠”、“宦邸优思”等文学性甚强的场次，一个角色独自抒发内心的重场戏，最能锻炼一个演员的表演能力。所以，《琵琶记》也成为从南戏传奇到地方声腔、花部戏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节目。甚至新的声腔兴起时，《琵琶记》也是依托的对象。昆山腔的奠基人魏良辅在其《南词引正》中谈到演员如何掌握昆腔演唱技艺时，唯一提到的曲目便是《琵琶记》，他说：“《琵琶记》，……自为曲祖，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明清以来，《琵琶记》被列于“江湖十本”之首，为各种戏班的首选剧目。《琵琶记》中的曲牌的唱法，也是演员演唱的一种标准。以至“也不寻宫数调”背景下的某些不甚合律之处，也被遵循不误，令以古为尚的沈伯英大为感慨。所以，若论戏曲演剧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当无出于《琵琶记》之右者。
    中国的戏曲批评，习惯于通过对著名作品的批评，来揭示新的理论见解，所以常常可见“偏面的真理”。《琵琶记》以其南戏“中兴之祖”的地位，成为一个“箭垛”。明清戏曲史上的一些重大论争，如《西厢》《琵琶》高下之论及《拜月》《琵琶》高下之争，本色之争，音律声韵之辩，风化之论，都与其相关。这些问题同时又以《琵琶记》为中心而纠结在一起。
   何良俊最先提出《拜月》“高出于《琵琶记》远甚”之说，其着眼点是张扬“本色”和“当行”，甚至《西厢》亦在批评之列。他说：“《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曲论》）表面上其批评的对象是《琵琶记》，其实针对的是当时盛行的文词派倾向。但何氏的奇特的评论方式，使得有明一代戏曲作家和评论家差不多都牵连进来了。如王世贞用评诗文的眼光论戏曲，专重文词，遂谓何氏之论为“大谬”，并提出三点：要有词家大学问，要有关风教，要歌演终场，能使人堕泪（《曲藻》）。也是灼见之中含有偏颇。前两点虽可见其昧于戏曲场上之义，但第三点实际即“动人难”的问题，涉及到了悲剧的观念，尤为卓见。王世贞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人物而发表的评论，使之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并且影响深远。它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戏曲，并以此为雅事趣韵。其后又如李卓吾以《西厢》《拜月》为“化工”而贬《琵琶》为“画工”，提出其“童心说”，强调个性，反对道学。（《焚书·杂说》）而王骥德则提出关风化为“《琵琶记》持大头脑处；《拜月》只是宣淫，端士所不与也。”他注意到文采与本色各有利弊，故结合具体的场景和各别的人物性格及曲牌体制来作分析。（《曲律》）徐复祚则认为何氏之说，“未为无见”，批评王世贞“风教当就道学先生讲求，不当责之骚人墨士也”；至于不能使人堕泪之责，他认为“酒以合欢，歌演以佐酒，必堕泪以为佳，将《燕歌》《嵩里》尽侑觞具尽？”（《三家村老委谈》）则是狂放而不羁礼法的一种宣言。总体而言，随着人们对于戏曲特性的认识的深入，祟尚本色，日渐成为一种潮流。而“关风化”，则较正统的文人和晚明倾向于个性解放的作家，各持己见。又如大多评论者都不满则诚“用韵复杂”，虽“宽宏地”以则诚早有“也不寻宫数调”之语而为之开脱，但根底里仍认为“这病膏肓，东嘉已误，安可袭为常？”因为他们把南戏看作是北曲之裔，遂以北曲之韵要求南戏传奇，但奇怪的是，这种错误的理解，作为戏曲用韵的理论指导，居然得到了晚明曲家的遵守。凡此等等，围绕着《琵琶记》的论争，使有关的戏曲理论问题得到了澄清或统一，即或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也使人们对于戏曲的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正是晚明戏曲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真正的得益者其实是“戏曲”本身，因为这种争论使得更多的文人学士关注戏曲，有助于扩大戏曲的影响，加深对戏曲的认识，提高戏曲的社会文化地位，从而为戏曲的进一步繁盛奠定基础。只有当戏曲获得全社会的认可之后，有着自在发展的可能之时，才有真正摆脱文人士大夫审美视野的束缚，摆脱“文学性”的羁绊，回归以舞台为中心的本质，也即是以花部为代表的、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的时代的来临。因此，《琵琶记》作为一个特殊的“标本”，作为“关风化”说的倡言者，在戏曲批评史上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就戏曲创作思想史而言，“关风化”固然是《琵琶记》重要的宣言，影响至远。但《琵琶记》创作上的成就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却更值得注意。
    中国古代有无悲剧，这曾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而论争双方犯乎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即是以西方古典悲剧的形式、结构、结局来作要求或曲为辩解，差别只是理解的分寸和掌握的尺度的歧异。其实悲剧的意蕴并不凝固在结构形式之中，而在于观众的内心，在于支配着观众的那种文化底蕴。西方人以为是悲剧的东西，东方人未必以为是悲剧。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悲剧”和“崇高”的“感觉”并不相同，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悲剧”，应当看它能否给予观众以悲剧的感受。忽略了观众及观众的喜怒哀乐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便失掉了理解的基础。
    王世贞在批评《拜月亭》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时，即已认为《琵琶记》的高处在于可以给观众以这种悲剧的感受。明清人多有观《琵琶》而不堕泪者必非孝子之说，可见亦是其共同的感受。这种悲剧的感觉从何而生？因为《琵琶记》揭示了孝道伦常社会中的人们的真实情状；赵五娘之催人泪下，其实并不在于她所历经的苦难，而在于这样一位“孝贤妇”，历尽苦难，却仍不免于遭受婆母的疑猜，而小媳妇的身份，又使她无可辩白，只能对着糟糠自叹命比糠还不如。正如明人所说的“吃糠不难，吃这婆子的埋冤难”。这是旧中国千百万妇女在无可怀疑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下的遭际。蔡伯喈之令人落泪，在于这样一位一心只思尽孝的孝子，在礼教的从父从君的纲纪之下，在夹缝中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其心虽未变，却遭到父亲的强烈的谴责，而且永远不可能得到死去的父亲的原谅了。他的可悲是父母早已惨死，而他却仍苦苦做着团圆之梦。虽然最后因“三不从”而得到活着的人们的谅解，但“三不孝”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父母已死而不可复生，正如他在得到旌奖时所说的：“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刀名利归！”伦理纲常其实便是他挣脱不开的命运。西方悲剧强调了个人与自然命运的抗争，张扬了个性；中国人的悲剧却正是在个体努力融入于社会规范之中而产生的。他们企望这种合于伦理的努力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伦常本身的缺陷，使他们面对的便只能是无法把握的命运。所以才有比干忠而剖腹，屈子忠而见妒，岳飞忠而见杀，东海孝妇之极孝而反以不孝之罪问斩，构成感天动地之悲剧。中国人并不畏于死亡，却最受不得来自自己所信仰一方的冤屈；其崇高更在于明知被冤屈误解，却仍坚持操守而不变，凛然面对死亡与苦难，期待天道与公理的裁决。所以抽掉了伦理道德的涵义，便无从理解中国古代人的悲剧感觉，也无从把握中国人的悲剧涵义。而《琵琶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伦理悲剧的最高范式。在反传统浪潮尚未出现之前，切入了传统的底里。虽然明清人并不在上述理解上获得明确的意识，却正是在上述角度中，在无意识之中获得共鸣的。所以《琵琶记》在颂扬了孝子贤妇的同时，也揭示了封建时代孝道伦常本身的巨大缺陷。虽然它并未提供一种革命性的内容，但只要艺术地再现了生活本身，亦已足矣。《琵琶记》所表述的故事，折射着中国社会，成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婚姻关系、家国关系以及人们的心理心态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从而无论视其为精华抑糟粕，它总是紧紧地与中国传统结合在一起。当传统被颂扬时，它也是被颂扬者；当传统被批判时，它同时也是被批判者。但无论颂扬抑批判，都表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因而若论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之深厚，亦无出《琵琶记》之右者。而戏曲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媒体，《琵琶记》对于中国传统观众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即或在当代社会，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父与子，婆与媳，夫与妻，理智与情感，孝道及家庭的观念，也依然是矛盾重重，令人无所适从。由于《琵琶记》真实地展示了东方以孝道血缘为中心的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在人们从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传统的功过价值与人生、家国的时候，《琵琶记》的当代意义必将获得新的凸现。
    上文我们对《琵琶记》的影响和地位作了简单的巡礼，可知《琵琶记》的影响范围，不仅涉于戏曲史（戏曲文学史、南戏发展史、戏曲批评史、演剧史），而且涉及到一般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就如此广泛的意义而言，中国戏曲史上，《琵琶记》的地位应是最为独特的。即或对其思想内涵的评价向有分歧，但上述贡献同样不可否认。但遗憾的是，正因思想价值评价的低迷和分歧，《琵琶记》在五十年代以来，便被剔出了文学史一流杰作的行列，只被作为戏曲史的名作看待。因而恢复《琵琶记》应有地位的工作，看来仍需作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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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温州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明朝开国谋臣，帝师刘伯温。《明史》说刘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他的诗文等作品都收在《诚意伯文集》里，《春秋明经》、《天说》上下篇、《雷说》上下篇和《郁离子》（在《诚意伯文集》的卷十七、十八、十九）中的某些篇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文学作品里的刘伯温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一样神通广大，《明史·艺文志》录有他的风水著作四种，另外还有一些算命卜筮的书也说成是他写的。
刘基，字伯温，今温州文成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卒，享年65岁。刘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元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基，一举考中进士，开始步人仕途生涯。他立志报国，但朝廷昏庸腐败，使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屡遭磨难贬抑。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请，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语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无日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此役仅在刘基投奔后的两个月，充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可是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溯长江西征陈友谅。先攻安庆不克，刘基知陈友谅重兵驻防安庆，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虚，便建言马上转攻江州，果然一举而下，陈友谅弃逃武昌。不久，陈友谅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队为条件前来议降，朱元璋从刘基劝，接受胡的条件。胡降，其他守将见此纷纷前来纳款，整个江西很快并入朱元璋的版图。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韩林儿安丰被围之际，从武昌率军倾城而出，围攻洪都；想守回这一重镇。守将朱文正力拒抵抗，两军相持多日。七月，朱元璋率大军南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刘基日夜侍随朱元璋左右，参与军机。两军鏖战，血染湖水，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在湖面上相持不下。这时刘基向朱元璋献计，建议派重兵扼守鄱阳湖四周出口之处，以困陈友谅。不久，陈友谅率残军突围。想从小港汊口处逃窜，结果被朱元璋军扼住。陈友谅战死，余军大溃。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刘基还有许多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制胜。在打江州时，他见江州城墙沿江而筑，又很低矮，便授意在战舰上建造云梯天桥。夜间驶到城墙脚下，将天桥架在城墙上，士兵缘梯而上，顺利破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奔母丧从处州返金陵，途经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正适张士诚部来犯，严州守将李文忠要出兵迎击，刘基劝阻说，不出三日，敌人会自己退走，到时出兵追击，可获大胜。李文忠听从了刘基的劝说。第三天黎明，敌军果退，李文忠出击，大胜而归。

　　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不仅使同僚下属钦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与尊敬。朱元璋将他比作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有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进密室相议，一谈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时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刘基母亲故世，他想告假回乡奔丧，朱元璋舍不得他离开，婉言挽留而不准假。后来勉强准了，还不时写信请教军政大计，刘基则详细分析答复，总使朱元璋非常满意。尽管这样，最后朱元璋还是提前召他回来。见人主如此诚意待己，刘基也以朱元璋为不世之遇，悉心辅佐，知无不言，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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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我最敬重的温州历史人物——寂寞的大师、末代大儒孙诒让，他一生治学，其中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二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之权威著作。他的《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对殷墟龟甲学术价值的认识，早于罗振玉、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胡厚宣诸大家。他的《名原》、《古籀余论》、《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尚书骈枝》、《经迻》、《札迻》等，对研究金文和校释古书，作出了贡献。25岁时写定的《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二十卷，《四部别录》二卷，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他还校辑《永嘉郡记》、参加编辑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等。其学术成就，与著名学者俞曲园、黄以周合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赞他“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后与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提倡“民权”学说，赞助组建南学会。撰《日本国志》宣扬维新。

孙诒让，清道光二十八年月十九日（公元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６日）。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演下村（今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后名诒让，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

    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他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人邑痒。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１８６８）至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秋，孙农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晋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１９０８年６月２０日），以病卒子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 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疑义、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 “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 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当时学者半信半疑，章炳麟直指之为伪造。而孙诒让读其书即如获至宝，以为 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资料。便冥思苦想，发奋钻研，考释其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大部分单字逐个进行辨析，于次年（１９０４）又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成为此学的开山之祖。第二年，孙诒让又进一步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及贵州红岩石刻文字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举其歧异所在，明其省变之原，来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著为《名原》七篇，对古文字学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把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如《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害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学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誉。《籀庼述林》，则是他晚年手走的学术论丛。其书收录各类考、说、述、释义、序跋、钟鼎释文、金石考跋、记辨等专论一百二十多篇，显示了他一生治学的全貌。

    《温州经籍志》一书，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一千三百余种著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每书之下，采录原书序跋以及前人的评议识语，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申发其精奥，订正其讹误。全书网罗宏富，体例谨严，费时八载，于光绪五年才写定，以后各郡邑纷起撰著 地方艺文，实由此书导夫先路。

    总之，孙诒让每著一书，必多创见。余杭章炳麟目无余子，他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自本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光岿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以为“治六艺，旁墨氏，其精专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享盛名晚清，可谓光焰万丈，实不愧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位朴学自西学东来，孙诒让早在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就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嗣后，痛国事阽危更进一步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政书，探索救国图强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渐渐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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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如贼

甲午中日战起，当年七月，孙诒让奋袂而起，毅然担当了瑞安县筹防局总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抚廖寿车条陈：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筑炮台，购办军火，清查保甲，筹捐经费等六项要务。并殚心策划，在瑞安付之实施。及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孙诒让哀叹“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干年所未有”，遂抱 “移山填海之徽志”，倡立兴儒会，手订《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希望通过这一民间组织，“合谷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由民众集资办银行，营商业，修铁铬，开矿山，办工厂，兴团练，结外交，清吏治，“以围异族之犷暴，以致中国之隆平”。

    迨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深佩其所论洞中症结。及戊戌变法失败，复经庚子之役，孙诒让扼腕时艰，心请沉重。光绪二十七年春，清廷迫于形势，重申变法更制，下诏求言。孙诒让应盛宣怀之请，为之杜门十日，针对当时政治弊端，写定《变法条议》四十条，主张罢废跪拜朝仪，清除冗官晋吏，裁撤内务府和太监，建立预决算财政制度，设立议院，创办报馆，准许人民言事，设商会，练民兵，办警政，治冶炼，开工厂，重农耕，修水利等等。不少内容，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盛宣怀迟迟不敢上陈，乃知所谓变法更制，也只是欺人之谈。

    至此他深感清朝的政治已无可救药，其政治立场遂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而转为同情反清革命。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秋瑾被捕，他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他 深虑“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护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鼐新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严命缉捕。陈潜来温州，孙诒让甘冒风险，延之于家，护其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江布政使宝芬、温州知府锡纶相抗衡，力为陈鼐新申辨。

    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凡此种种，说明孙诒让随着时代潮流，在一 定程度上支持了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他的一生来说，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晚年，孙诒让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努力服务桑梓，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自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７）至三十二年间，他与黄绍箕、绍第兄弟等创立瑞安务农友会，置地试验，改进农桑。嗣又派人至湘鄂两省考察矿务，组设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的铅矿。为开辟海上交 通，建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其后又与南通张謇等设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开始用渔轮在沿海捕鱼。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秋七月，瑞安设县商会，公推孙诒让为总理。任内，为收回苏杭甬权，与场寿潜、刘锦藻等成立浙江保路拒款会，并在瑞安设立分会，致电清廷，坚决反对向英国借款，力争筹资自办。在地方事务中，孙诒让认为“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因而他用在教育事业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他从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起，先在瑞安一县办教育，创建了一所专攻数学的 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以造就科学技术人才。其手订意程、学规，对德育智育的培养和书院的管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未几，他又创办了方言馆和瑞平化学学堂各一所，专攻外语和化学，还在郡城创办一所蚕学馆，以事改良蚕桑。经过五年的办学实践，到了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又将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专修班，对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学子实施中等教育。为使教育普及，并 在瑞城各隅办起四所蒙学堂，以为幼童就学之所。后又办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学，使中产人家深在闺门的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培养师资造就专门人才方面，他曾给资派送瑞安曾通学堂高材生陈恺、许藩二人留学日本习数理化，并邀集高材生家长，建议令子弟赴日留学。一年中瑞安东渡留学者达二十余人，在浙江教育史上，开留学国外的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八月，清政府决定废科举，设学校。

    孙诒让受温处两府人士的推戴，于当年十月就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他的教育事业遂由瑞安一县，推广而至于浙南地区。在学务分处总理任内，孙诒让首先整顿了温州府中学堂。并深刻地认识到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培养师资；培养师资，专赖师范教育。爰于次年夏六月，决定在温处两府各办师范学堂一所。温校择址道司前原校士馆。

    为解决建筑资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经费，他力排顽固势力的干扰，支撑于官绅之间。历时三年，心力交瘁，终于以三万六千元的巨资，于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建成温州师范学堂，计校舍楼房十三楹，平房十二楹，当年招生二百四十名入学。事前，为造就小学师资以应急需，曾假温州府中学堂次第举办理化、博物、体育、音乐等科传习所，半年速成毕业；同时并于每年暑假集中各科小学教师，举办短期讲习会，以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使新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任职期间，他共筹集教育基金五十多万元，在温处两府十六县创办了各类各级学校三百余所。其筚路蓝缕开辟山林之功，为朝野所共仰，嗣受委为学部二等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复被全省学界推举为教育总会会长。（会长蔡元培久未任职。孙以副会长摄会长职务）。这时，他环顾国内教育情况，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复上陈《学务平议》、《学务枝议》于学部，对全国教育大计，提出建议。其所陈都是切中时弊的精辟见解。其讲求事功，实事求是的作风，除学术 论著外，率于教育事业上见之，实为新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孙诒让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后来，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购地辟籀园建籀公词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其瑞安故居的藏书楼玉海楼，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籀园里的籀公词和坐落瓯海区慈湖南村的基地，也都作为温州市的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哲人往矣！而其一生的光辉业绩，已永垂于世，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崇敬。

注释：
①《答日人馆森鸿书》。
②吴士鉴奏请将孙诒让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折
③康炳麟《太类文录初编·孙诒传》
④《谕传习所学生·跋》
⑤《清人整理旧学的总成绩》
⑥康炳麟《章氏丛书·文录二·孙诒传》
张宪/文